演讲实录|仲伟合教授:“一带一路”企业语言服务与MTI教育供给侧改革

来源:译界杂志公众号 作者: 时间:2017/09/28


9月16日,由博雅翻译文化沙龙主办的“一带一路”与MTI教育高峰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顺利举行。教育部MTI教育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广东侨鑫集团联席总裁仲伟合教授发表主题演讲。

  

  仲伟合教授的演讲聚焦“一带一路”企业语言服务与MTI教育供给侧改革。仲教授首先从“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语言服务人才需求分析讲起,强调多语种、多类型、高层次翻译人才储备的重要性;还强调了我国对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少数民族语种和复语人才的需求,号召翻译界关注特殊群体(如因病失语者)的语言需求。仲教授又对目前MTI人才培养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指出翻译行业人力资源概念有待更新,翻译人才战略规划有待加强,其人力资源管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也有待完善。

  针对以上问题,仲伟合教授呼吁从国家层面重视语言服务发展,制定翻译专业人力资源战略规划。同时,他倡议规范翻译行业准入标准,借鉴国外相关经验,加强对翻译资格证书考试的学术研究,提高资格考试的可信度、含金量与社会认可度。最后,仲教授还指出我们要提升行业社会认知,推动用户教育,建立译员职业发展体系,同时应重视语言立法,建设语言服务质量监控体系仲裁委员会。
  
  仲伟合教授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继辉教授、各位同事、各位同行:

  非常高兴能够在这样的场合跟大家见面。

  刚才,课题组对MTI教育的机构做了一个排行榜的发布。我想在这里多说两句话。对这个排行榜别太放在心上,因为你做得好还是不好,社会会看到,学生会看到,历史会看到。但是也千万别不放在心上。因为我想无论是从客观的数据,还是我们这么多年的主观的认识,这个排行还是说明了一定的问题。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凭感觉,我的项目、我的课程、我的教师、我的学生是最好的,我的所有的成绩就一定是最好的。我想这个排行榜对我们MTI教育的机构,我们的大学,还是带来了一定的警醒,要提升我们的师资队伍,改善我们的教学质量,提高我们毕业生的专业水平。

  之所以来参加今天这个会议,倒不是因为今天要发布排行榜,而是因为今年是我们MTI教育整整十周年的时候。2007年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第二十三次会议正式批准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的成立,这是我们中国第18个专业学位。十年,应该说更长的时间,从真正地动议、研讨、论证翻译硕士专业学位,到现在已有十二年的时间。在今年,这个专业学位设置十年的时间,我们看到了这个专业学位为我们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建设输送了一批又一批的专业化的翻译专业人才,应该是说功不可没。虽然说存在很多问题,但是确确实实是在助推中国走出去,助推中华文化走出去,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有益的工作。我们也为我们的学生,为我们的翻译公司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所以我们为此感到非常骄傲。那么我认为,今年这个活动也是我们MTI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会务组给我出的一个题目,因为现在好像谈什么都离不开“一带一路”,翻译教育也是如此。“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推进了政策沟通,设施沟通,贸易沟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好多好多“通”。我们在想这个伟大的构想“一带一路”,如果没有语言铺路的话,它是否能够真正地联通。所以我觉得语言服务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当中,是起到了最最基础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老师讨论三个问题,一个就是在 “一带一路”背景之下,我国行业企业语言服务人才的需求的分析;第二个,我们讨论一下MTI人才培养与发展目前存在的问题;最后谈供给侧改革的一些建议。

  语言服务人才

  那么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行业企业语言服务人才,我们到底需要哪些人才?我想我们大概需要四种人才。

  第一类就是多语种、多类型、高层次的翻译人才。这类人才的储备,对我们未来“一带一路”伟大设想的实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三类紧缺人才也就是专业型的应用人才,尤其是与高新科技和国际法规等等相关联的人才,我是从企业的角度来说;翻译应用研究型的人才,这是要解决行业发展的实际问题,有利于我们传统的翻译学术研究,这也正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讨论的翻译专业博士学位的培养理念的最基本的一个出发点。还有一类就是非通用语种翻译人才,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人才的储备和培养,从而打破制约我国建设发展乃至国家安全的瓶颈。另外一方面,最近,很少有人谈到少数民族语言翻译人才储备也应该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

  第二类人才应该是“翻译+”人才。我们现在讲“互联网+”,而“翻译+”是一个新形态,应该充分发挥翻译作为语言服务的基础设施作用,让以翻译为基础的语言服务与各个行业进行高度的融合。语言服务行业转型发展,我们要让翻译成为像水、像电一样,非常便利地去服务我们的各行各业,成为一项基础的服务,从而创造新的发展生态,提升全社会的创新力和生产力。

  第三类就是社会治理当中的语言服务人才。不仅仅是我们国家治理,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们中国要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当中,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专业化的翻译人才和国际人才,但是社会治理当中其实有些语言服务方面的人才被我们忽略了,比如说统筹社会治理当中的语言服务,特别是需要更多少数民族语言服务人才参与政府机关或者是公共机构的服务,比如说像维吾尔语、藏语、蒙语等等,消除族群隔阂,促进民族之间的沟通与和谐。还需要特别关注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为聋哑人、盲人以及因病失语者提供语言服务。对于残障人群的语言服务,以前我们很少关注,国家宏观语言战略规划也比较少提到这一点,但是这种社会关注和福利,应该是现代化高素质社会的一个特征,我们有必要从现在开始关注。我们注意到刘和平老师组织的第九届全国口译大会上,第一次使用了手语的翻译,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号召我们翻译界去关注聋哑人的语言服务。

  第四类是语言产业的管理人才。翻译技术和语言服务的产业化发展对语言服务行业人才的素养和技能要求不断提升,亟待高校打破语言、语言类课程上的壁垒,从业界视角出发,借鉴管理学等理念,协同企业联合培养出更多与市场紧密对接的语言服务的管理人才。语言服务作为一个新兴的快速发展的现代服务业的组成部分,我们需要的是一些高级管理人才,既要懂得语言服务的特殊需求,也要懂得行业管理的基本知识,比如说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市场营销等等相关内容。这些都需要在进行语言教育和翻译教育规划的时候充分考虑。

  人才能力要求

  这是我要讲的人才的需求。大概需要四类人才。那么语言服务行业发展对这些翻译人才的能力上提出了一些什么样的要求?我认为有四方面的能力需要特别关注。

  第一个方面的能力,是现代语言技术、信息技术以及产品的学习和使用能力。这是我们专业化的翻译人才需要关注的。传统的口笔译业务已经不再是翻译市场中的唯一业务。我们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要走向世界,本地化、服务外包、技术写作、术语管理等多元语言服务类型进入了翻译的业务范围,胜任这些工作要求从业者学习、掌握基本的翻译技术,及时更新我们的语言技术、信息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第二个方面是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的能力。语言资源开发,包括自然语言资源开发、语言资源的衍生产品开发以及语言能力开发三个方面。这里不去具体地跟大家解释。其作用在于维护国家安全,保存文化多样性,促进汉语国际传播,进而提升我国国际影响力。当前由于我国语言资源开发利用程度非常滞后,汉语国际化趋势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制约,因此急需开发语言资源的一些衍生品,改善中华文化外语传播的效果,助力我国外宣工作,讲好中国故事,从而推动汉语国际化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个方面是多语能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和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双语翻译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够满足社会对外语人才的需求。我们从现在的需求可以看到,具有国际视野的“英语+非通用语种”的复合型多语种高级翻译人才是我们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趋势之一。我们可喜地看到最近几大外语类院校都在从研究生层次特别是MTI在进行复语型的翻译专业人才的培养,说明大家已经关注到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方面就是专业语言服务的能力。语言服务产品产业的转型发展必然会带来语言人才内涵的不断扩展。新兴专业语言服务,比如说语料库的建设、舆情的翻译、语言信息的分析、语言治疗与康复等等,都要求从业者具备专业的语言服务能力。这些专业语言服务需求日趋增加,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社会对我们语言服务的认知,这是我跟大家交流的第一个方面。我出来到企业大概不到五个月的时间,有了这么一个简单的认识,特别是对专业化的语言服务人才的能力需求提几点要求。

  MTI人才培养和发展的问题

  我还想跟大家探讨一下,MTI人才培养与发展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翻译行业人力资源概念有待于更新。人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活跃的一个因素,人也是知识信息技术等资源的一个载体,人力资源是行业机构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各层级的竞争归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那么我们发现“以人为中心”的理念还没有被翻译行业的管理者普遍接受。五类人群中大多数翻译人才依然停留在“工具性”或者是“附属物”的这个层面,认为我们做翻译,不过是一个附属的、工具性的一个职业,还没有受到社会和所在机构的足够重视。包括我所在的这个侨鑫集团。这是国际化程度非常高的一个企业,但是在企业内部,却没有一个独立的语言服务的部门。比如说在对外传播过程当中,中译外和外译中从难度和流程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正式出版物当中的中译外和一般外事交流的中译外也在流程上和水平上要求都不同,然而由于社会对翻译工作中语言方向的重要性缺乏认知,可能直接影响了对外传播的效果。同时正是因为人力资源概念在翻译行业发展当中的滞后也导致了译员常常会陷入临时需要什么就译什么的怪圈。做翻译,笔译也能做,口译也要做,而且什么样的题材都要做。对这个缺少一定的认知。

  第二个问题是翻译人才发展战略规划有待于加强。数据显示,在我们高等学校调研当中,翻译人才培养对接行业发展和市场需求还存在一定的鸿沟。比如说我们MTI语种设置,除了英语之外,目前有的是日语、法语、俄语、德语、韩语、阿拉伯语和泰语等等少数的语种,即便加入我们高校当前开设的60多个,现在加上北外,应该已经有70多个接近80个外语语种方向,依然没有办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个数字也是在不停地改变,原来是说64,后来到了65,现在又说是七八十个,比较含糊的一个国家数字,50多种官方语言,200多种语言方言,分属于9大语系这样的语种需求。在一些非通用语种人才使用上,也要从国家战略需求出发,加强政策支持当中的一些投入。但是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缺少这样的一个规划。

  第三个问题就是翻译专业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有待于改善。我们在行业准入这个方面可以看到,我们缺少一个统一的专业的准入的标准。在职业发展方面,国家机关、新闻出版机构、央企、国企以及语言企业中的一些受访者均提及到,我们缺乏系统的职业培训,第二个我们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估激励体系,第三个我们缺乏晋升渠道,第四是缺乏质量监控和相应的维权的体系等问题。

  改革建议

  基于这些问题,我提出以下的改革的建议。

  第一个是从国家层面重视语言服务发展,制定翻译专业人力资源战略规划。不要太过依赖领导,也不要过度地依赖机构。比如说翻译本科专业的设置,比如说我们翻译硕士专业学位专业的设置,我们英语专业从英语到翻译本科专业到商务英语专业的这些设置,如果我们等着教育部,等着高教司,等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等着国务院学位办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还是在十年前。所以我们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到了一定的时间,当我们做好,他们都会认可。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地去呼吁第一点从国家层面重视语言服务发展,制定翻译专业人力资源的战略规划。我想这个规划它不是一个部门就能够做好,不仅仅是教育部,它涉及到国家的几大部委,包括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包括外交部、国家安全部门、公安部、商务部等部委统一关注我们国家的语言服务的规划。翻译人力资源战略规划需要与国家的战略目标保持一致,并且切实地去服务于我们的国家战略,比如说我们从 “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家新型发展战略现实出发,根据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军事外交等领域对翻译人才的具体需求,规划布局翻译语种和人才层次的培养。这是第一个建议。

  第二个就是要规范行业准入的限制,提升我们的薪酬待遇。我想在座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有过从事口译或是笔译的实践经验。在翻译行业日趋职业化的过程当中,资格认证设立不可或缺,其主要作用在于设立行业准入的标准,评估人才能力。这个可以参考国外相关行业的做法,进行准入的认证。实际上现在国内也有认证,比如说我们的CATTI,还有现在北外在做的国才考试,但是要真正地发挥这些资格认证的作用,强化它的职业的准入的标准。我觉得,现在这个证考完了实际上也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只是在评审职称的时候起到了一个替代的作用,但是对真正的职业资格的准入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所以要加强对翻译资格证书等相关证书考试的学术研究,借助借鉴相关的学科,比如说教育学、测试学等相关领域的最新成果,从考试的理论、构念、命题、阅卷等方面对考试的信度和效度开展扎实的大规模研究,提高现有的资格证书考试的可信度与含金量,也提高其社会的认可度。那么在提升准入门槛的基础上,我们也可以考虑与行业协会提供并规范市场指导价格,同时开展机制体制改革,为机构内口笔译人员提供特别人才的津贴,缩小机关口译工作人员与市场自由译员之间的收入的差距。现在很多的一些优秀的译员,我们说是freelancer。为什么是freelancer?因为市场提供的价格比体制内的价格,或者是比企业内的价格要高得多。

  第三个就是要推广用户教育,提升行业社会的认知。多种渠道的用户教育至关重要,用户教育可以帮助用户在使用翻译服务之前建立合理的期待。比如以口译为例,国外口译服务行业用户教育的实施已经超过十年,涉及多种语言,口译类型以及工作场合主要采用用户指南的形式,从发起方来看,大多由行业协会、翻译机构、政府组织等发出,比如像美国的翻译协会ATA,它在 2011年出版的手册《口译服务购买指南》,目的就是显示口译服务的类别、工作方式、购买方式以及参考价格等等内容。在这方面,应该说我们,包括很多翻译公司,过去很少开展用户教育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未来我们要做的一方面工作。

  第四个方面就是建立译员职业发展体系,明晰晋升的路径。我们拿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证NAATI以及澳大利亚译者协会AUSIT为例,NAATI证书持有者和AUSIT会员必须通过证书的年审和参与持续专业发展计划CPG,才能够继续保持NAATI证书的有效以及AUSIT会员的资格。澳大利亚翻译资格认证以及澳大利亚译者协会认为,随着市场以及用户对翻译服务的期待日益提高,翻译服务质量标准已经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严格。因此为保持译员在行业中的专业性以及竞争力,为保证译员承诺最高道德标准,译员必须通过参与持续专业发展或进行终身学习,才能够满足日益提高的市场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澳大利亚这个组织在2006年与业界、国家专业机构和其他的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磋商并达成了协议,决定在2012年7月1号开始进行NAATI的认证,重新验证,即revalidation。根据这样的要求,2007年1月1号后取得NAATI资格证书的持有人必须参与这个年审。所以这样它就确保了译员的终身学习。那么对比内地一些行业现状,目前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证书考试,就是我们CATTI考试也有类似的措施。2006年,中国外文局委托中国翻译协会负责开启证书登记和继续教育工作的实施,作为对翻译专业人员实行行业管理的一个部分。中国翻译协会也拟定了关于组织全国翻译专业资格证书持有者继续教育或业务培训的通知。根据相关的要求,CATTI证书的有效期为三年。但实际上,这个证书之后的后续教育以及年审或者是审验都没有完全做好,所以建立完整的译员职业发展体系还是有助于简化翻译高级职称的评审流程,多考虑实际翻译工作量和翻译水平,评审翻译从业的资质,我们过去评出的很多译审或是副译审,不是看他的翻译的工作量,更多的是看他对翻译的研究。

  最后一点就是重视语言立法,建设语言服务质量的监控体系仲裁委员会。这一点我想不用去跟各位做过多的介绍。我们在翻译立法这一块,或者是语言服务立法,目前在中国确实已经有不少的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呼吁要对我们中国的语言服务,特别是翻译服务进行立法。一方面保障我们翻译从业人员的权益,另外一方面也对翻译质量起到有效的监控。

  总的来说,我们亟待国家设定或设立国家行业的一个真正的有权力的主管单位。从目前来讲,几个和翻译相关的国家机关都对翻译质量的提升、对翻译译员的权益保障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或者是很小的作用,比如说中国外文局、中国翻译协会还有马列编译局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一些工作。我们期望能够有这样一个单位开展语言管理与翻译政策的顶层设计,从而推动翻译行业以及翻译人才的可持续发展;在宏观层面统筹规划机制体制,在微观层面上制定规范标准和相应的操作细则,从而进一步建设一体化的MTI的教育体系,也就是翻译人才培养、翻译人才储备以及翻译专业质量保障体系,服务我们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国际人才的重大需求。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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