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翻译过来人:那么多烂译著,不都是钱的问题

来源:冰川思想库 作者:陶力行 时间:2017/10/31


本来最佳的译者应该从学者中衍生出来,但现在的机制却是学者不愿干,结果试图将一些底子不厚的学生直接培养成译者。最终,整个行业永远停滞不前,永远毁读者不倦。


经常会看到有人在朋友圈贴某译著,然后开骂译者垃圾。大量烂译著充斥阅读市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英文版便宜,我是绝不会冒险买中文版。


  我曾干过翻译的活,诚实地说,是翻烂过几部作品。干这活以前,我也经常骂这个人那个人是废物,直到干了这活以后,我才发现自己也跟废物差不多。

  不敢奢望那些花了钱的读者对我抱有半点原谅之心,但我还是想解一下这吃力不讨好的活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主要翻译的是历史社科类的书籍,所以我在这里主要谈这个领域。

  翻译差,比较流行的解释当然是翻译钱太少,以至于无法吸引有志之士投身其中。

  但钱这个东西属于整个链条最末端,只是一部分原因,不足以解释整体情况。事实上,也有很多人并不是为了钱而踏上翻译这条不归路的。

  

  图书行业一年出版图书近50万种,即便译著只作八分之一算,也有六万种,假设一个人一年能翻两本二十万字的书,至少也要三万人。

  中国人口虽然多,但还真不见得有足够适配的人能顶上这活。如果本身没那么多人能胜任,同时又要出产这么多译作,最终只能让不适配的人参与。就这点来说,即便翻译费上调五倍十倍,也不见得能解决翻译烂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以期待改变激励机制,从而使更多的人投入到长期的奋斗,直到最终改变。但是对比一下其他行业就可知道,投资回报率高的预期并不必然带来产品质量的上升——至少在我们这里不是这么回事。

  翻译烂绝非个别现象,而是当下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涉及的原因比较复杂,不仅有行业机制的问题,还有历史遗留的问题。

  好译作标准很简单,即能够准确、清晰、简洁地反映原作所要表达的内容。

  一个好的译者不仅能将原作者所表述的内容准确地传达出来,还要尽可能地降低读者的认知门槛,即帮助读者以最亲近的方式获取原作品的信息。但是,有时候并不能同时满足这些要求,当冲突发生时,取舍就变得尤为重要。

  

  ▲翻译家傅雷

  翻译工作里,最理想的也是最难做到的,就是语词的一一对应。

  如果翻译的是理工类作品或者商务性文件,那任务还算轻松。虽然所涉及的语言很专业化,但恰恰也是因为高度标准化、程式化,译者很容易找到一一对应的语词。

  但翻译的对象若属文史哲领域的话,译者除了要熟悉外文和母语外,还要熟悉两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以及文本的语境,因为每一个语词的形成都受历史或社会经验的影响,在西方某个时间点形成的一个概念,在东方未必就能找得出相对应的词。

  虽然字典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但字典编撰的主要方式还是对过去互译经验的归纳,它并不能穷尽一切可能性。相对来说,有共同经验的语词更容易互译,比如hungry——饿了,sugary——甜的。

  若要翻译没有共同经验的语词就要通过类似于拆文解字的方式,首先将这些语词化约成有共同经验的基本单元,然后再将基本单元重新组合成新词,像我们使用的哲学——philosophy、经济——economy之类的词语,当初都是日本人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译出来的。

  

  这里可以提一下,日本思想界和中国思想界差不多是在同一时期开始启动西学翻译,但两者态度很不一样,效果也很不一样。

  日本思想界力主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因为在他们看来,学习外人知识是第一位,而学习的起点就是准确地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而中国思想界没有这么看重准确性,受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影响,像很早就提出“信、达、雅”标准的严复也把达放置于信之前,即流畅性优先于准确性,后来的鲁迅倒是把准确性放在第一位。

  为了解决语词不通译的问题,日本思想界从明治维新时代以来,就开始大量启动了语言的清晰化工作,把传统语言分析化、语词原子化,这为后来的翻译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另外一种做法就是保留原词,只是采取音译的方式,然后将这些外来词内化成自己的语言。这样做,表面看起来很僵硬,但好处显而易见:

  一来是避免不同译者因为不同的理解而造成的歧义;二来是容易在知识界内部达成共识,形成行业标准,因为越是去个人性,越是能实现标准化;第三,就是丰富了自己的语言。

  

  专注于准确性的做法符合日本人的行事风格,大大降低了后人修改的风险。我们没有把这一标准作为底线共识,经常把“约定错成”当成了“约定俗成”,以至于闹了不少麻烦。

  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constitutional monarchy这个词,即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中文把它翻译成“君主立宪制”。十多年前,学术界就有人主张纠正,但过了十多年,错误还是纠正不过来。

  同样一个词,在古代是一个意思,在现代是另一个意思,虽然英文中用同一个词指称,但是翻译的时候该不该用同一个词对应,又会变得很有争议。我之前在翻译一部政治学作品时就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在这部著作里,Patrotism是一个现代词,十八世纪才有人用。查字典,你可以知道它的意思是“爱国主义”,但是作者从心理学上追溯这个概念的起源,认为古风时代就有这种观念意识,比如英雄赫克托耳对其城邦特洛伊的情感认同。

  对于译者来说,这里的困难是,在古风时代,根本还没有出现国家这类东西,如果用“爱国主义”一词,显然是错的。

  我们现在说的“国家”实际上指的是,自十八十九世纪开始出现,由民族发共同体发展而来的有主权意味的政治实体。古希腊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我只能翻译成“怀邦主义”“家园主义”之类的。

  

  在翻译的时候,若用两个不同的词指称,就会割裂两者的联系性,但如果用同一个词,就会让读者产生混淆。所以我在处理的时候,就采用译者声明的方式解释。

  说这些是想指出,翻译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有超越于语言本身的知识基础作后盾。但现实却是,当下译者普遍缺乏这样的知识基础——这和我们翻译市场的运作机制有关。

  我们买书的时候,经常会看到“××系列丛书”这样的分类标注。这类书籍要么是出版社立项找学者组团队翻译,要么就是高校学者组团队立项然后联合出版社推进。

  虽然都有专业学者介入,但翻译的主体并非学者,而是学者门下的研究生。一来是因为翻译不算学者业绩,不算科研成果,所以学者懒得干;二来则是因为翻译被当做了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手段。

  因为没有掌握到研究范式,所以国内大部分学者做学术的方式就是追国外热点,翻译国外前沿作品。带学生的方式,也就是先指导学生翻译,然后再让学生做有关这些前沿文献的研究性论文。

  但国内研究生的前置知识严重不足,语言技能也很匮乏,应对不了翻译的任务。相比于国外,国内文史哲社科类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都很弱。

  

  ▲相比于国内,西方社科类学生在本科阶段的学习强度更大

  在美国,普通大学高年级本科生每学期每门课就要阅读二三十篇高强度文献,一门课至少完成两篇写作。但是国内一门课一般也就读一两本书,达不到高密度高质量的信息获取,知识的成长十分有限。

  另外,美国课堂是以论证(argument)为主,中国课堂是以介绍为主,学习范式差异使得我们在读人家作品的时候会形成严重的隔阂。语言方面,研究生的普遍水平只够刚过六级,对于翻译来说,这相当于赤裸上阵。

  本来最佳的译者应该从学者中衍生出来,但现在的机制却是学者不愿干,结果试图将一些底子不厚的学生直接培养成译者。这里的问题显然会很多,比如学生毕业之后,如果不进入学术圈,翻译的工作几乎不会再从。

  说轻的,就是资源浪费,每次都要让一波新手出来把译书当作实验,实验做砸了,书也毁一波;说重的,就是翻译经验永远无法累积,无法形成系统性的知识和推进工业化。结果就是,整个行业永远停滞不前,永远毁读者不倦。

  日本人就不一样,翻译的作品也被算作学者的业绩,这样就能促使专家从事翻译工作。

  

  ▲日本明治维新时代,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

  事实上,自明治维新时代以来,翻译就被日本政府放在知识战略的高度上,因为它能帮助日本人了解世界。获取知识,就是为了实现了解。

  在我们这里,一味追求发论文,出成果,但却忘记了学术的首要目的是促进知识,推进理解,而不是发论文。

  在这点上,日本人想得明白,放在知识推进的高度,翻译和发论文都只是形式而已。我们至今尚未理解这一点,最后的结果就是为了发论文而发论文,为了翻译而翻译,反正两边都没做好。

  而且日本有良好的阅读市场,所以翻译可以获得很高的报酬,这也推动了翻译市场的繁荣。

  有意思的是,日本虽然民间外语不好,很多高校的学者外语也不好,但是他们的知识界一点不封闭,他们对于世界前沿的了解一点不滞后,显然这应该归功于成熟的翻译市场。

  总的来说,买译著,买到好的是运气,买到不好的是命运。我只希望自个儿有点钱,能把标注自己名字的译著通通买下,不要等多年以后还被人拿出来指摘一番才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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