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论点】译海钩沉:施燕华眼中的中国翻译60年(下)

来源:译世界 作者: 时间:2015/01/13



十年动乱期间外交翻译工作受到冲击

1966-1976年,共和国处于动荡时期,外交工作十分困难。外交翻译也受到巨大冲击。1969年,在林彪的 “一号命令”下,各单位都动员疏散。外交部大部分人连同家属都下放到湖北、湖南、江西等干校,但是外交工作还要搞,还要有人对外联系,要有人做翻译。于是翻译室每个语种留两个人,一个定稿,一个初稿;指定英、法、俄三个语种的定稿战时跟中央转移,他们每人发了两个军绿色的背包,背包上用红漆写着“外专”两字。包里只放工作最需要的东西:一本词典、一沓纸、文具,以及经常要查的公开资料。两个包里放的东西是一样的,一个放家里,一个放办公室的铁柜里,一有情况,拿起战备包就随中央领导转移。


那时候翻译室里冷冷清清。文革前那种书声朗朗,互相切磋的情况消失了。外交翻译队伍被整得七零八落,而且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进人。


四面树敌的外交,导致对外关系除了交涉几乎没什么可做的了。外交语言非常僵硬,当时常用形容词最高级,这还不够,要重复:“最最最强烈的抗议、坚决反对”,形容敌人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悍然”做这个,“悍然”做那个。在人人自危的政治环境下,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翻译只得“对号入座”,翻译质量随之下降。


造反派进驻部长办公室,实现“业务监督”。对外交涉的照会,按国际礼仪,开头结尾也都要致意。造反派说,向 “美帝国主义的走狗顺致最崇高的敬意”是敌我不分!于是外交照会的格式全变了。翻译文件只要选择最厉害的语言就行,甚至“最最最强烈的抗议”也曾一度译成:“strongest and strongest protest”,用了两个“最”字。


幸好这段时间不是太长。外交部在周总理领导下批判了极左思想,外交工作重新走上正规。


进入7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美国总统尼克松有意借助中国的力量摆脱越南战争的包袱,集中对付苏联。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口、笔译和记录任务都很重,要求很高,还要绝对保密。中美两国隔绝了20多年,双方国内都存在反对中美接触的力量,文字的表述不仅要照顾双方的立场还要照顾彼此的处境,每一个字都要仔细酙酌,更多考虑的是每个字后面的政治含义,对有些关键词句还要请示领导,力求使翻译既准确,又符合我国战略目标的大局。


改革开放为翻译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在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实现了中美建交,与英国解决了香港回归祖国的问题。这两大行动为我国对外开放铺平了道路。在谈判过程中,也可看出翻译如何处理敏感问题。一是1978年12月15日达成的中美建交公报。美方用了“acknowledge”来表述他们对“一个中国”的立场,对我们来说,这个字显然不如直截了当地说:“recognize”更好,但美方有它的困难,而且对我们来说,并不损害我们一贯的原则,所以没有提出反对,避免了因一个字而使建交大事搁浅。二是中英谈判香港问题时,对香港回归的表述。英方常说:“the return of Hong Kong”,我们则不厌其烦地说:“to resume the exercise of sovereignty over Hong Kong”,当然不如英方说得那么简洁,但这是原则问题:香港并没有割让给英国,中国一直享有对香港的主权。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改革开放后,对外联系多了,涉及的政治敏感问题也多了,对翻译的政治要求更高了。为了使非通用语种紧密结合外交业务,1980年,俄、西、阿三个语种分到有关地区司,翻译室只有英、法两个语种,但上升为归部党委直接领导的正司级单位。


改革开放带来了外交政策的大调整。从过去的革命、斗争,“战争不可避免”的认识,调整为:“世界大战打不起来”,“和平、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工作自然调整为“为经济建设服务”。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外交基本持“超脱”态度,对许多国际活动不参加,裁军要谴责、维和行动不参加、部分禁核试条约也不参加,在安理会创造了“不参加投票”(no participation)的先例,等等。


改革开放后,我国同各国关系大大发展,涉及领域也大大扩大。多边方面,我国不仅积极参加联合国的各种活动,包括维和行动,还是上海经合组织的创始国之一,积极参加亚太经济合作组织,G20,八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会议等。多边外交的开展,使外交翻译增加了一项任务:会议的同声传译。


外交活动日益频繁,翻译工作量激增。以2008年为例,外交部翻译室英、法两语种完成了涉及奥运火炬传递、两会、抗震救灾、奥运会、残奥会、亚欧首脑会、金融峰会、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等多项重大外交活动的翻译,全年累计口译出差任务2,705天,单场口译2,179场,完成笔译603万字左右。


奥运会前期,翻译室英、法文翻译参加了奥运火炬的传递,在复杂的政治形势下,牢记使命,不辞辛劳,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奥运会期间,100多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贵宾云集北京,参加欢迎宴会、奥运会开、闭幕式,观看文艺演出。外交部组织了33个语种,近150人的翻译团队,圆满完成了任务,为奥运会的成功做出了贡献。


俄、西、阿、日、德等语种在各自的地区司,一方面参加外交业务,另一方面还要担任翻译,经常要挤时间,钻研翻译技巧,熟记有关词汇。各语种之间经常通过电话、网络交流翻译体会,切磋某个词的译法。


随着苏联解体,一个国家分成15国,俄文翻译量大增,2003年,在欧亚司内成立了翻译组,返聘了一些老翻译帮助定稿和培训。2008年欧亚司翻译组7人承担了600 场口译,30万字的笔译任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做一名合格的外交翻译,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持续不断的练习。与过去相比,现在外交翻译的特点是新的提法多,如“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自主创新”等,涉及领域广,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甚至经常遇到一些典故、唐诗宋词等,对翻译在词汇量、知识面、文化素质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场直播的记者招待会,给翻译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都是新形势下翻译面临的新挑战。


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外交部各语种都加强了翻译的培训。外交部翻译室作为专职翻译单位,制订了详细的培训计划,从语言、知识面、到心理素质、翻译技巧……进行全面培训。经过至少六、七年的摸爬滾打,好的苗子脱颖而出,成为高级翻译。


为保证高质量地完成口、笔译任务,必须有一套严格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其目的是鼓励竞争、促进交流。这些制度包括:统计每人的月工作量,年终进行口、笔译测试,并把结果向个人反馈,作为职务晋升的重要依据。对口译表现,通过现场观摩、使用单位反映,建立质量评估制度,使其知道改进的方向。对高翻,分不同等级,实行津贴制度,等等。


中央领导、外交部领导十分关心翻译的成长,外交部领导对上述规章制度的确定给予了具体指导。1992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为翻译室题词:“外交翻译大有可为。”年轻时当过翻译的杨洁箎部长对翻译的甘苦有切身体会,经常鼓励外交部翻译刻苦钻研,把握政策。2007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说:“翻译主要起到一个桥梁作用,这个桥梁好不好,直接影响沟通,直接影响到我们是否能够完整、全面、深刻、生动地对外宣传我们的方针政策和立场。”


近年来,外交翻译的一个努力方向,就是结合中央领导及我部领导对外讲话的场合及听众特点,尽量用外国人听得懂、易理解的语言进行翻译,在确保忠实原文的基础上,使译文更加生动顺畅。实践证明,这样做效果很好,受到了普遍的好评。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我国将更多地参与世界事务,外交翻译的任务只会越来越重,对外交翻译的要求也只会越来越高,外交翻译的舞台也会越来越大。年轻一代翻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正努力发扬老一辈翻译家留下的优良传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严守机密,忠于祖国。“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们正以谦虚认真、敬业好学的精神刻苦钻研,争取胜任当前的外交翻译任务。


周总理曾说:“翻译是我们外事干部的一个来源。”翻译到一定的年龄,就要改搞外交。为此,外交翻译必须努力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素质、提高政策水平,为今后成为合格的外交官做准备。60年来,大批“退役”的翻译走上了外交第一线,成为大使、参赞等高级外交官,其中的佼佼者成为外交部的领导,他们年经时磨练的语言功底,做翻译时近距离学到的外交谈判技巧、政策的把握等都对他们现在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现在,外交翻译的选拔已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每年都招进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充实了外交翻译的队伍。一代又一代的外交翻译正迅速成长。


(PS:本文为外交部英文专家、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中国翻译协会常务副会长施燕华在“中国译协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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