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与翻译的奥秘是什么？这场浙工大人文学院办的研讨会思路新奇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生活，需要诗歌。
不可否认，在我们所接受的文学类母语输入中，很大一部分是由翻译作品构成的，现当代诗歌更是如此。
一方面，译诗给我们带来了文字的重塑和经验的更新，让汉语展现出了更丰富的表现力；另一方面，翻译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原作的偏离——这或许是翻译话题中注定存在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读者该如何阅读和看待译诗呢？
围绕诗歌翻译中的众多话题，10月24日，在由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主办的“翻译与当代诗歌”研讨会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南京、西安等地的学者、诗人、译者、评论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视角。
常为人诟病的“翻译腔”，也存在正当性吗？张桃洲教授首先为“翻译腔”辩护。其实，“翻译腔”是跨语际交流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翻译并不是为了纯化语言，而需与其表达的思想相对应。
当不同的声音相互兑现时，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对接，而是如何在保留声音气息的基础上的语言传达，这必然是一个协商的过程。张桃洲说，“翻译的前提是研究”，也就是说，对作家生活背景、语言习性和思想脉络的考察和研习都是翻译的必要前提。
评论家赵松也说,“翻译是催化现代汉语走向丰富成熟的重要方式。”诗人舒羽也对“翻译腔”问题进行了回应，她认为读者对翻译的责难总是伴随着对它的依赖——翻译体的生成，来自于文化的差异性，我们也因此需要翻译家。青年诗人杜绿绿则从诗人的角度，分享自己的诗歌被翻译的感受——她希望译者应该尊重原作，而不是进行过度的改造。
那么，我们该如何阅读翻译过来的诗歌呢？诗人、批评家张定浩就“如何阅读译诗”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译本存在“不完整性”，译本一方面为读者提供语感塑造和审美训练，另一方面却不能呈现原作的全部。这个时候，阅读翻译过来的诗论，会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体会诗歌带来的美感。
江弱水教授则表示，西方诗歌需要不断被重译。一个译本不一定能够全部反映原作的外貌，多个译本反而能够充实原作的面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被翻译最多的外文诗歌，戴望舒、卞之琳等都曾翻译过。戴望舒的翻译在今天仍然有不可替代性。钱春绮的《恶之花》译本、王力用旧体诗形式译的《恶之花》，都从不同角度提供了接近原作的可能。翻译是对文本的回应，想做到完全精准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不懂原作语言，就没必要强译——只能通过英语去接触德语诗人、俄语诗人等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
在研讨会上，还有许多精彩的讨论。诗人王寅从自身创作被译为十六种语言的经验谈起，分享了语际交互之间存在的有趣现象。他认同翻译注定是个悖论式的存在，它既是必要的交流手段，却又无法十全十美地实现传递。
读者离不开翻译的世界，诗人创作与翻译有共生性。西渡教授以新诗史上的诗人为例，观察翻译与创作的关系，他认为翻译与创作是同步的，但是在同步过程中有不对称的地方。以七月派诗人罗洛为例，西渡指出罗洛的翻译作品，比原作更具有诗性的敏感。
陕西师范大学讲师脱脱不花提出，对诗歌的阅读和审美应尽可能还原到诗歌的创作语境中去。正如各个时代有不同的话语特质，对诗歌音律的考辩有助于加深对作品的认知。
诗歌的不同翻译必然带来不同的批评视角。张洁宇教授注意到，现代诗歌史上“自由”和“格律”之争中的特别诗人个案梁宗岱。梁宗岱认为“自由体”是没有展望的绝境，“格律体”才是新诗发展的出路，这看似是在维护“格律体”，但是他依据的，却是对世界诗歌的整体认知。
南京大学人文学院的李海鹏博士面对转译自英文的译本，表现得更为宽容，他以王家新译诗集《我的世纪，我的野兽——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为例，认为如果仅以一个译本转译自英文这一点就否定它，那么这种否定必然是草率的。真正重要的是，译者能否透过所凭借的语言聆听到它，然后在母语里将其重现。
江苏理工学院曹梦琰博士就以穆旦翻译奥登为例子，以晚年穆旦的写作与奥登之间的特别关系为讨论对象，阐发了翻译与创作之间习焉不察的微妙关系。
“香港诗歌节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秘书长王淩梳理了翻译与语码转化、文化迁移之间的涵盖关系，并分享了她在筹办香港国际诗歌节的实践经历。
青年学者、译者汪天艾结合自己的翻译经验，谈及西班牙诗人塞尔努达译荷尔德林、别德马译奥登的个例，认为翻译是译者有意为之的自我写作训练，同时也是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与召唤。
同济大学中文系胡桑博士将自己的翻译体验戏称为“临渊羡鱼”，他提出，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会产生一种难以逾越的“临渊”感，但这种俯身看待另一个世界的体验同时也让人着迷。
“翻译与当代诗歌”研讨会由浙江工业大学颜炼军副教授和人文学院张逸旻博士主持，人文学院副院长马晓坤教授致欢迎辞，人文学院张欣教授致闭幕辞。在思想与语言的碰撞下，四射出火花。无论翻译还是创作，皆需勉力而为。期待下次盛会，在桂花开得正好、钱塘江浪头正高的时节，我们能继续与诗歌相遇。
来源：浙江新闻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