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习著作”

　　4月11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9个语种的图书在英国伦敦举行了隆重的全球首发式，其中就包括阿拉伯语。

　　相关统计显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自2014年9月出版发行以来，截至2017年8月已累计发行642万册，遍布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著作之一。

　　2017年11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出版发行，再度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该书海外发行的成功，一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魅力和中国外宣力度的增强，另一方面也有翻译人员的辛勤付出，让世界各国读者能第一时间阅读到自己语言的版本。据悉，截至2017年8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已出版中、英、法、俄、阿、西等21个语种版本。

　　政治著作的翻译较其他类型难度更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对翻译水平的要求则更高。这本著作是如何翻译的？期间遇到了哪些困难？未来如何更好地将中国图书介绍给海外读者？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杂志记者专访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阿拉伯语版本主要翻译人员、中国外文局阿语专家王复。

　　团队协作

　　《环球》杂志：作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主要翻译人员，能否介绍一下这两部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如何开展的？

　　王复：这两本著作的翻译工作都是由中国外文局（后简称外文局）承担的。外文局的翻译流程分4步：第一步是翻译，第二步是外国专家改稿，第三步是核稿，第四步是定稿。

　　整个翻译工作是由一个团队完成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翻译团队除了我，还有来自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土集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5名阿语专家和外文局的两名外国专家。翻译工作是与中文版本的编辑同步进行的，中文那边将成书需要的稿件一篇一篇发给翻译人员。整个翻译过程，我承担了三分之二的翻译工作量和主要的定稿工作。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翻译团队，除了中土集团的一名阿语专家，其他翻译人员全部来自外文局系统。我承担了近80%的翻译工作和全部的定稿工作。2017年年初，我收到了第一批需要翻译的文章，9月中旬所有的翻译人员集中起来完成最后的翻译、核稿和定稿工作，到11月中旬完成了全部的翻译工作。

　　《环球》杂志：不同人的翻译风格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团队如何确保翻译的用语和风格统一？

　　王复：这个挺难的。翻译，没有说最好的，只能说谁的比较好一点，或者说我比较容易接受哪种风格，所以外文局当初希望尽量一个人来翻译，这也是外文局把大部分翻译工作交给我的原因。但是好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是由一篇一篇独立的文章组成，如果是一个整体，几个人翻译，统一风格就非常困难了。

　　同时，这两次翻译，我们阿文团队的合作精神特别好，大家非常和谐，真是互相商量，即使有时候争论到面红耳赤，但没有出现我就是完全不接受你意见的情况。我们集中翻译的时候，大家相处也非常好，这保证了大家能够高高兴兴把这件事情做完，这不简单。

　　保持习近平风格

　　《环球》杂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中阿互译的专家，你认为在这两本著作的翻译过程中，困难和争论点主要集中在哪些地方？

　　王复：说到翻译这两本著作，真的是很难很难。难在什么地方呢？因为都是习近平的讲话和报告，涉及到用什么样的风格去翻译，我认为，这是习近平的讲话，你需要保持习近平讲话的一个风格，同时要把问题解释清楚，所以这件事情很难。

　　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党校姓党”的翻译，有的翻译人员认为可将其译成党校必须要绝对跟着党中央，没必要把“姓”直译出来，我认为不妥，因为中国人讲姓，是一个绝对的从属关系，我姓王，我属于王家，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东西，由于我是定稿，在和外国专家讨论后，这句话最终被翻译成“党校的姓必须是中国共产党”，然后在后面附上解释，这样翻译一方面忠实了原文意思，另一方面，习近平是中国国家主席，他的讲话要体现中国的文化和他自身的风格。

　　又如“打铁还需自身硬”，这句话出现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第一篇文章中，当时，就到底是谁硬，大家争论了半天，路透、美联、外交部有关人员的翻译都不一致，有的说是铁匠得硬，得有劲，有的说是锤头得硬，最后从上级权威部门了解到，这句话的意思是，要把你炼成好钢，你本人是个可锤炼之人，如果你本人已经不行了，则炼不成钢，所以我们最后翻译的是“要有好的钢铁产品必须要有好的钢铁原料”。

　　第二个难点是书中出现的大量数字缩略语。比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出现的“四个全面”，我们在翻译中也用了“四个全面”这个词，并在后面跟了一段话，说明这四个全面表现在哪些方面。但并非所有的数字缩略语都可以这样处理。例如两本著作中都出现的“三严三实”，相对于“四个全面”，“严”和“实”的意思很宽泛，难以准确找到对应的阿拉伯词汇，最后的翻译处理为“道德修养的三个指导原则和工作行为的三个基本准则”。而且“四个全面”在第一次进行解释后，此后再在文中出现，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用括号标出，不用重复解释，而“三严三实”却无法这样处理。

　　第三个难点是习近平的讲话中用典非常多。你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典故翻译出来，而是要结合上下文，将这个典故要说明的问题翻译出来。例如，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治大国若烹小鲜”，就需要对这句话进行解释，我们最后的翻译是“治理一个大的国家需要非常精细，就好像你在烹饪一条小鱼”；又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出现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我们最后的翻译是“我们这些人都是一些小官，但我们的心总是和老百姓的情感联系在一起”，你不能把原来那些典故的东西一点一点翻译出来，只能是通过意译，这和文学翻译不一样，文学翻译可以翻得很美，政治的东西不能随便演绎。虽然用的是当年的古诗词，但也不能把当年古诗词的翻译直接搬过来用，偶尔意思很明显的可以，但大多数情况必须是意译，做一个解释。

　　《环球》杂志：外国专家是这两本著作翻译中的重要一环，这两本著作包含有不少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和提法，在翻译过程中是否与外国专家产生过分歧，如何解决？

　　王复：在翻译过程中与外国专家讨论是非常重要的。由于外文局的外国专家都在中国工作多年，比较了解中国的情况，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外国专家侯赛因·伊斯梅尔就是一名中国通，所以我们争论的时候并不多，但争论是必要的，有时是我们说服了外国专家，有时则是他们说服了我们。

　　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提到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当初伊斯梅尔在改稿时就觉得这是不是太啰嗦，扶贫就扶贫，脱贫就脱贫，为何还要精、准？我们就给专家解释，这是我们政策的关键点，精是非常细致，准是目标非常准确，这不是一般的扶贫，所以不可以省略。

　　又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讲到的“大国外交”中的“大国”。我们的翻译都是“大的国家”，但伊斯梅尔觉得这个翻译不太准确，应采用“大的力量”，这是一个学术探讨问题。他说，在阿拉伯世界，“大的国家”首先会被理解为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大，而很多国家都符合这个标准，如非洲的埃塞俄比亚、中东的沙特，但“大国外交”中的“大国”是指中国、美国、俄罗斯、欧洲这些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而非单指国土面积，若仅就国土面积而言，日本和欧洲的英法德都是小国。为这个翻译，我曾与伊斯梅尔争论多次，但最后他被我说服了，因为上世纪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就被译成“大的力量”，如果把咱的“大国”概念也翻译成“大的力量”，可能会让阿拉伯世界的读者把中国和当年的超级大国混淆起来。但是，应该承认，伊斯梅尔的这一观点在其他很多翻译场合是适用的。

　　不过，我们的一些常用翻译也不一定都准确。例如，两本著作中都出现的“民主党派”的提法，我们通常是直接翻译成“民主的党派”，伊斯梅尔就不同意这个译法，他说，中国现在有不民主的党吗？什么叫民主的党派？这会影响阿拉伯读者的理解，甚至可能让部分阿拉伯读者理解成这些叫做民主的党派是民主的，而共产党是不民主的党派，这不是一个小问题。最后我接受了他的观点，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民主党派”被翻译成非共产党，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党派。

　　此外，有些政治概念在外国的理解与中国不同，也不能直译，例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政治生活”，据我此前积累的资料，西方、阿拉伯政党的政治生活通常指党内的派系斗争，所以我将“政治生活”译成了“政治活动”，后跟伊斯梅尔交流后，他认为这个处理好，不要用“政治生活”，因为阿拉伯国家的政党内部争斗特别厉害。这样表达就把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生活和阿拉伯政党内的派系斗争区别开来。

　　中国图书如何走出去

　　《环球》杂志：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出版发行以来，海外各国反响强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复：虽然阿拉伯国家和中国在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宗教信仰等方面差别很大，但阿拉伯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还是比较高的。这一方面源自我们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另一方面也是长期以来，中国对阿拉伯国家事务的态度，包括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以及所谓“阿拉伯之春”以来对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和相关问题的态度，还是比较能被阿拉伯国家接受的。

　　2014 年10 月8 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手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同时，《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的海外推介力度远大于以往的政治著作，其中的理念和倡议，如“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在阿拉伯国家引发了不小的共鸣。2017年4月，外文局在阿布扎比国际书展上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进行推介，在那一段时间，我在网上发现，在阿拉伯世界，好多篇文章都讲到了阿拉伯梦，说中国能够提出一个中国梦，有这么一个伟大的目标，我们阿拉伯人也应该有阿拉伯梦。

　　一名波兰读者在首都华沙的书店内翻阅《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的治理之道也越来越受到阿拉伯国家政府高层和研究机构的重视。例如，我曾与伊斯梅尔共同翻译了《群书治要360（中阿对照）》，《群书治要》是唐朝名臣魏征等把唐朝以前的各种治国理政之策汇编在一起的丛书。《群书治要360（中阿对照）》将该丛书中的观点提炼成360段，并翻译成阿拉伯语。2016年，该书出版，当年在北京顺义举办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埃及就购买了阿文版的版权，埃及方面代表、埃及文化部副部长侯赛音·艾尔哈加里订购了5000册，并表示要将这本书送给埃及的其他政府官员。《群书治要》讲的是中国古代的治国智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讲的是中国最新的政治经济理念、方略和愿景，因而我想阿拉伯国家高层对这两本著作的兴趣可能会更大。

　　《环球》杂志：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未来包括政治著作在内，更多的优秀中国图书可能走向海外。你对此有何建议？

　　王复：中国图书要走向海外，很重要的一部分工作是翻译。以阿拉伯语为例，目前阿拉伯国家中文好的翻译人才不多，各国对这一块也不太重视，经费很少。中国要把自己优秀的图书推介给阿拉伯国家，还需要依赖自身的翻译力量，但目前中国的阿语翻译人才也面临断档的难题。

　　以外文局为例，目前能够做图书定稿的人非常少，我是其中一个，但我今年已经73岁了，2012年翻译《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时候，就已经退休了，我们缺乏四五十岁、正处于年富力强阶段的图书定稿人。

　　出现这一局面有多方面原因：首先，现在全国各地都在开设阿语专业，北京很多优秀的阿语老师都到外地教课去了；其次，术业有专攻，优秀的阿语老师可能善于教学，但要让他们从事大部头书籍的翻译和改稿工作，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第三，现在中国的阿语人才主要集中在经贸领域，愿意静下心来踏实做翻译的人确实比较少。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容易，例如，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已经转企，企业就要考虑利润问题，而翻译的任务，少的时候可能完全没有，多的时候则可能忙不过来，所以出版社和翻译公司都不倾向于自己存很多翻译人员。其次，目前国内的翻译费偏低，留不住年轻人，如果能把翻译费提高一些，会有更多人愿意坐下来搞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