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传与欧洲汉学暨第三届中国南京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高层论坛召开
11月2-4日，中学西传与欧洲汉学暨第三届中国南京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高层论坛于南京农业大学成功举办。本次会议由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国际汉学》杂志社、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主办，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承办，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学会、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提供学术指导。来自全国各地100余名专家进行了18场大会发言以及三场分论坛交流，实现了预期目的，取得了圆满成功。论坛的成功召开进一步推动了中学西传及海外汉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达成了诸多学术共识，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学科、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平台，尤其是为学术新锐挑起大梁提供了重要的机会。
本次高层论坛的主题是中学西传与翻译史，主要议题包括早期来华传教士汉学家翻译活动人物/译作个案研究、“中学西传”翻译原则、策略和方法研究、中西“礼仪之争”中的翻译问题及其影响研究、早期传教士诠译儒家经典普世价值与中国文化对启蒙运动的影响、索隐派传教士对儒释道经典的诠译与莱布尼茨和黑格尔的易学研究、早期传教士翻译西传中医药文化及其在欧洲影响、早期传教士的中国形象解读与欧洲早期汉学兴起、基于欧洲汉学三大巨著的中国文化经典翻译传播轨迹和影响研究、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翻译活动与中国翻译史研究创新、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现代启示与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构建等，目的是为了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同时促进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呈现跨学科和超学科范式，通过互学互鉴，促进学科建设彰显特色与高度。
11月3日上午的论坛开幕式由本次论坛负责人、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王银泉教授主持。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胡锋教授代表南京农业大学致辞，简要地介绍了我校的历史、发展现状和学科优势，并表示此次论坛的举办积极响应了诸多国家战略的发展需求，尤其是在推进全球治理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战略中构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阎国栋教授在致辞中高度赞扬了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在业界得到的广泛认可。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徐宝峰教授在致辞中介绍了全球最大的动态汉学家和翻译家人才数据库建设和中国文化外译专委会项目，呼吁我国一流学者更好地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发声，推动中国文化更好地在海外落地和推广。徐宝峰同时聘请王银泉教授为该中心的中医外译专委员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韩琦研究员在致辞中分享了自己对于中学西传的理解并对学术新锐寄予厚望。
在3日上午的大会主旨发言中，南开大学阎国栋教授指出，外语人应有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充分发挥自己的外语优势，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丰富外语学科内涵的同时，为我国的海外汉学研究做出独特的贡献，并为培养高层次国际汉学研究人才付出努力。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琦研究员对欧洲所藏白晋《易经》手稿进行分析，认为康熙对《算法统宗》的兴趣受白晋易学象数研究的影响，从而为清初学术史、儒学和科学关系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与传播研究中心徐宝峰教授就“东学西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提出中国当代文化在西方世界应该是一个渐次性接受和传播的过程以及过程中存在得到问题，并指出未来汉学的瞩目点在中国。
复旦大学王建开教授详细阐释了汉书西渐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以及汉书西传与海外汉学兴起的过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顾钧教授以娄理华的《诗经》译介和卫三畏的《聊斋》译介为切入点，纵论美国早期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贡献。
复旦大学历史系司佳教授结合自己对汤恩比的《中国纪行》翻译过程，解读了西方专家视角下的中国文明。
3日下午的大会发言中，山东大学李建刚教授针对我国“外译热”的现象，进行了多点“冷思考”，为当下“外译中国”工程提供了决策参考。
厦门工学院王克明教授就中国典籍外译的目的与策略进行了探讨研究，指出典籍外译须以译入语文本接受度为重要评判尺度，并强调译者的语言文化修养和认识高度的重要性。
西安交通大学桑仲刚教授以《六祖坛经》敦煌本为例，通过语料和文本数据分析，揭示了汉学家翻译活动策略的趋同性特点，并对该敦煌叙事文献的英译活动进行了解释性“重构”。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真副教授介绍了法国耶稣会士马若瑟在华期间的文学成就及对中学西传的贡献。
华中科技大学谭渊教授讲解析了明末清初中西“礼仪之争”背景下马若瑟的《诗经》翻译策略，证明了中国古典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相容性。
铜陵学院张涌教授探讨了索隐派传教士对中国经典的诠译过程，肯定了索隐式翻译对促进两种异质文化交流融合的积极作用。
在随后的三个分论坛交流发言中，与会者展开了更为细致深入的讨论。在第一分论坛，20多位发言者就汉学研究方面进行了交流论述，囊括了汉、法、英、德等多国典籍。
分论坛一：汉学研究
如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何绍斌副教授做了题为“早期英国汉学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译介：选材与方法初探”的报告，以早期英国汉学为例，阐述了研究海外汉学的动机，通过对相关译介方法的分析反映了早期英国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知情况，最后总结了该过程取得的相关成就，为当代翻译学中需求决定翻译策略的观念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安徽科技学院张瑞娥教授在题为《16-18世纪传教士在中国园林文化成功“走出去”中的修辞路径应用》发言中指出，传教士对于多模态修辞路径的充分应用是中国园林文化成功“走出去”的重要原因之一。在这种路径下，中国园林文化有了丰富多样的表征方式。在提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今天，应该充分发挥这种多模态修辞路径的当下指导意义和价值。
分论坛二：翻译史研究
在第二分论坛，诸位学者横亘古今融通中外对翻译史进行探讨。如电子科技大学何立芳教授做了题为“《道德经》复译中的译者主体性——以德怀特·戈达德《道德经：老子的道和无为》为例”的报告，基于译者复译动机对比新旧译本，辨析了译者信仰转变后重译本中的佛教解读，论证了译者主体性对译作的影响。
分论坛三：中医药文化翻译与传播
第三分论坛的主题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研究”，湖南中医药大学严暄暄老师和学生冯雅婷以海外本土中医“体质/条件针灸”为例，探讨了中医西传过程中的文化变迁现象和规律。杭州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杨德龙副教授对中国古典诗集《诗经》英汉对译中出现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并与西南交通大学李孝英教授进行了跨学科跨领域的思想交流。参会的多位博士生也发表了各自对于中医药领域翻译的中学西传的观点和研究心得。
11月4日上午，本次论坛继续进行大会发言。全国高校海外汉学研究会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明与人文交流高等研究院院长张西平教授介绍了中国文化经典的西传及16-18世纪中国文化经典对欧洲的影响，并探讨中国文化对欧洲启蒙运动产生的两种不同影响。
西南交通大学俞森林教授从欧洲启蒙运动、耶稣会士自身需求、明清道教现状及“利益之争”四个方面，深刻剖析来华耶稣会士重儒轻道之缘由。
青岛科技大学李玉良教授围绕儒家西传的当代模式进行交流，提出实用主义对儒学发展和传播具有世界性的意义。
重庆交通大学罗天副教授介绍了其从事的翟林奈个案研究，并对汉学家的培养和中国文化的传播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浙江外国语学院杨平教授借助诠释学理论，分析了“元亨利贞”的各种翻译和诠释。
南京农业大学典籍翻译与海外汉学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王银泉教授关注17-18世纪中国与欧洲的对话，将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翻译活动划分为五个阶段，以清初来华耶稣会士巴多明对“中学西传”做出的突出贡献为例，论述了耶稣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对于东西文化科技交流的促进作用，评价了“中学西传”促进汉学诞生及其现代启示意义。他倡导通过中学西传研究，厘清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源头和汉学脉络，证明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普遍性意义及贡献，彻底走出以选择机制观察和看待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力争公正客观看待中外文化与文明内在特征。
在论坛闭幕式环节，三个分论坛的主持人何立芳教授、李孝英教授以及何绍斌副教授对各自所在的分论坛发言的精彩内容进行了简要介绍，尤其是众多研究生在发言过程中分享其在研究中的困惑并希望经过交流讨论解答疑惑，他们好学善问的精神使中学西传研究未来可期。
张西平教授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迄今为止全国高校外语学科海外汉学研究取得的成果，表示此次中学西传与欧洲汉学研究高层论坛实现了预期的目标，给予了大家很多的启示。他同时指出了海外汉学研究中的重难点，并提出了相关建议，最后对海外汉学的传播及年轻学者的发展表达了期许。
本次论坛的举办，无论是对于中外文化交流，中外人文交流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与会者普遍认识到，随着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更需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我们需要为中国提升全球治理能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思想、中国方案，为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提供新范畴、新概念、新表述，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早在16-18世纪，中国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经传播，就受到西方世界尤其是西方思想家们的青睐，如今，人们通过对“中学西传”视角的研究重新勾勒中西文化交流史，也发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西方知识体系和和文化思想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更可以进一步证明中国文化的世界普遍性意义，打破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西方模式并不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当前我们积极关注和研究“中学西传”，其重要意义在于它为我们重新理解中西方文化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碰撞与交融，共性与差异”的中外文化交流中，如何围绕“中国梦与当代中国价值追求”、“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阐释”，让世界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促进中外文化和思想的汇通，从而可以进一步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坚持以我为主、面向世界的文化观，用自己的核心话语把自己解释清楚，实现中外文明交融和文化互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