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翻译纳入学术考评体系的障碍在哪里？

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建议，将对国外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的翻译，纳入学术考评体系。

　　近日与友人讨论余国藩翻译的《西游记》，我们纳闷：为什么五系合聘的芝加哥大学知名教授，要把时间“浪费”翻译上，有这功夫可以写多少论文啊？这样的问题或许也曾闪过大学者余国藩本人的脑海，但如今看来，很少人知道余教授自己写过什么，但说到《西游记》的全本翻译，他的名字是绕不过的。《西游记》翻译当属余教授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今年的政协会议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建议，将对国外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的翻译，纳入学术考评体系。他这么说有两重考虑，一是发展“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另外，要进一步扩大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做好优秀文化的对外传播。类似的提案和倡议，过去也曾听说。我自己也撰文呼吁过，但都没有听到进一步的消息。

　　与此同时，优秀翻译人才仍在不断流失。翻译既然不算成果，学者有时间和精力，自然就花在论文写作上了。学术圈外的文学译者，更无成果考虑，而出版界给出的报酬几十年不变，只盼望译者用爱心发电。译者出自生存的需要，权衡利弊，不难做出进入其他领域的决定。

　　2019年对于翻译界的另外一大改变，是美国大量公版书的解冻。1909年美国版权法规定，作者对作品的拥有权为56年。该法律在1976年修订，保护期延至1998年。1998年，国会再次将版权保护延期20年至2018年底。从2019年开始，再无新的法律，保护次第进入公版的图书。2019年进入公版的图书包括欧内斯特·海明威、罗伯特·弗罗斯特、D. H. 劳伦斯、弗吉尼亚·伍尔夫、薇拉·凯瑟等人的作品。版权费是翻译图书的一大开支，公版会刺激更多出版商蜂拥淘金。他们会找人重译名著，进一步分流现有译者，让于先生担心的学术著作翻译雪上加霜。

　　高校人文社科学术著作的翻译，早该视为学术成果，历史上这种先例非没有：我的母校安徽师范大学，在评选职称时，有人担心翻译家力冈的论文不够多。力冈先生搬出《静静的顿河》等著作，放在评选委员会面前。评选者也算开明，将其直接升到教授。此类佳话，可惜我只有一个可以分享。回头看，写作几篇哪怕一流学术期刊的论文，其过程的难度和社会影响，可能都不及翻译《静静的顿河》。

　　学术著作翻译难度高于论文写作，可作为改变衡量标准的理由之一，毕竟我们在对文化活动进行估量时，会考虑它们是否提高我们智力活动的段位。这种提高，有溢出效应，波及其他领域。不过，过程难不是改变衡量标准的唯一理由。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圈内，翻译的社会影响如何。在高校，学术活动应该反哺教书育人。如果翻译有助于拓展学术交流和学生培养，则其重要性再强调也不为过。在南京大学就读时，我和另外两位译者一起，在导师指导下合作翻译《赛珍珠文化传记》。这段经历，让我从此迷上了跨文化交流和赛珍珠研究，这种影响是终身的。

　　翻译不能纳入学术成果考核，乃因传统上大家认为论文才有原创性。这种视角比较狭隘。在人文社科领域，原创不一定是学者社会贡献的唯一衡量标准。举个例子：不是每个音乐家都可以写出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但一个指挥演绎得好，让听这个交响乐的人有美好的享受，指挥就实现了他的价值。演绎也是贡献。一个教育技术专业，引进翻译了国外关于教育技术的经典文献，弥补了国内在认知上的差距，促进学科的国际交流，其学术贡献可能会大于自己撰写的概念性论文。在读国内研究文献时我们经常会发现，不少论文为概念性论文，内容假大空，能看出作者缺乏研究方法上的修炼。在学科建设上，研究文献翻译的缺口也还很大。中国人口基数大，数据来源繁多，年轻学者精力旺盛，这都可以形成研究的富矿，但很多国际上认可的研究方法著作可能还未引进或更新。例如，问卷调查、案例研究、人种学研究、现象学研究，若有新趋势和方法，本地化不足会导致国内认知滞后。一些新出现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如数字化质性研究、欣赏型探究、在线访谈等，也需要引进翻译。

　　翻译的边缘化，是不合理的评价，让人文社科学者忘掉了各自在学术交流上的使命。这既包括中外学术的对话，也包括学术社区和大众社区之间的牵线搭桥。公众关注的问题，学术界应该可以提供基于实证研究的回应。比如家长在教育焦虑下“推”娃的现象，一说起来大家很容易站队支持和反对。但在美国，和家长说起来，一般大家都会自动考虑到资源（resource)和要求(demands）的平衡。资源和要求的多寡，组合成权威（authorative)、霸道（authoratarian)、放任（permissive)、疏忽（neglecting)的风格，这比我们的非此即彼的考虑高出很多。这个风格矩阵，是通过很多学术研究的流行与通俗化，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这就让大家的相关对话层次提高了很多。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研究，应该能够塑造兴趣，引领思考，纠正谬见。

　　同样，良好的翻译，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学术成果进入国际学术圈的必要保证。“走出去”的战略，让不少国内学者摩拳擦掌，纷纷申报各种研究课题。要想真能帮助国家，需要有拿得出手的翻译作品，这未必是某个单位某个个人的孤军奋战，而需要有在翻译上的国际合作。好的翻译作品，多走外语译母语的路线。这需要国内学术界和外国译者和研究者多有合作，让好的作品，以他人能接受、能欣赏的方式走出去，而不是生硬地推出去，走出国门遂无人问津。倘若这种交流是有利而有力的，文学翻译过程可以促成学术对话。这种对话对于原作，有时候有再造之力，甚至可以让其起死回生。作品的译本在一个国家的走红，成为现象，也可反过来带动原作在本国的研究兴趣。

　　翻译纳入学术评估体系，需有对“学术成果”的重新界定。目前的论文至上论，毁的不仅是优质翻译，也让其他形式的学术贡献得不到肯定。论文只应是学术成果的一个部分。除了论文、专著和图书章节外，学术成果还应包括有社会或学术影响的音频、视频、演讲、课本、插图、设计、书评、影评、工具书、百科全书辞条等。不同系科应根据自己领域的实际，决定何为“学术成果”，而不应该是整个学校的一刀切。美术系的展览、音乐系的汇报演出、戏剧系的话剧演出、舞蹈系的表演，都是符合各自学科特点的学术贡献。若让美术系、音乐系、戏剧系、舞蹈系老师全都去抓论文写作，论文写得呱呱叫，实际操作能力一塌糊涂，未尝不是误人子弟。

　　翻译纳入学术成果的口号进入实施，还需要突破最后一英里：解决评估方法问题。评估方法上，需要改革的对象包括评估组织结构，让行家之间同行互评。不然的话，让化学系的学术委员会成员评估舞蹈系的表演，让舞蹈系的教授评价英文系的翻译作品，恐怕都不太合理。翻译算成果，但不能一刀切。否则势必导致劣质作品泛滥，浪费社会资源。这需要业内行家，能够评估什么翻译能算成果，什么不能算。这种评估带有主观性，需排除“数豆子”式的量化指标——不能只看出版了多少本，读者数量多少。应让学术界设置评估量表，对翻译作品的学术贡献能够给出相对恒定的质的评估。社会学系出版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翻译著作，可以算成果，如果社会学系教授玩票，出版诗歌的翻译，就不见得算成果。在改进评估体系的时候始终要记得，评估是个指挥棒：评估方法最终会决定老师的绩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