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溶澈教授谈《红楼梦》翻译的意义及其难点

来源:古代小说研究 作者: 时间:2019/06/03


5月27日下午,应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省红楼梦学会邀请,韩国著名红学家、高丽大学中文系教授崔溶澈先生在南京大学文学院杨宗义楼221会议室为广大师生做了一场题为“《红楼梦》翻译的意义及其难点”的精彩学术讲座。此次讲座由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苗怀明教授主持,中国矿业大学文法学院高淮生教授作为嘉宾出席。


  讲座开始前,主持人苗怀明教授为到场的老师、同学介绍了崔溶澈教授,师生们对崔老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崔老师对大家表示感谢与问候。随后,本次讲座在轻松愉悦的气氛中开始。

  讲座伊始,崔先生首先强调《红楼梦》翻译的重要意义,并指出翻译者应明确自身在翻译活动中的定位。

  他认为,《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而且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是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窗口,所以《红楼梦》的翻译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翻译者作为本国读者与异国语言文本之间的“桥梁”,要为本国读者服务,在翻译过程中应当酌情调整译文,以便本国读者理解,而不能完全忠实地对原著进行直译。

  接着,崔教授详细介绍了《红楼梦》在韩国的翻译史及代表性译本的翻译特色。

  他指出,韩国翻译《红楼梦》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朝鲜高宗时期(1863-1907)年便已出现了宫廷译官的谚解翻译,即乐善斋全抄注音全译本《红楼梦》,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红楼梦》全译本。

  20世纪前期,韩国红学家梁建植与张志暎先后翻译《红楼梦》,并以报刊连载的形式发表,但这两种译本均非全译本。20世纪中叶,作家金龙济与李周洪分别根据日译本进行重译,并作为单行本出版发行。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延边人民出版社与北京外文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两种韩文全译本。

  近年来,又有洪尚勋等9人以英文版为基础进行翻译的重译本和由崔溶澈、高旼喜合作翻译的全译本。

  这些译本在翻译上各有特色,如梁建植本受日语的影响,译文中韩文与中文夹杂混用,而张志暎本则是以韩文为主,不加注释,每逢关键词汇,便在韩文之后旁加括号标出相应的汉字。

  其后,崔老师就翻译的难点及其对策展开了深入的论述。

  首先,他分别对难词、回目、诗词曲赋等因语言不同而造成的翻译难点进行举例,并对处理方法进行介绍。例如,李周洪的翻译本遇到“女娲”、“大荒山”、“混世魔王”这样难以翻译的词时,便采取在文中补译的办法,在译文中对这些词进行解释。

  又如,因《红楼梦》的回目每句八字、对仗工整,句子成分势必有所省略,像“秦可卿死封龙禁卫”一句就省略了受封龙禁卫的主语,故翻译时需要将被省略的信息补足,以便读者理解。再如,对诗词曲赋进行翻译时,需要加入虚词以凑足音节,以免破坏其韵律性。

  其次,他又分别以称谓文化、饮食文化、音乐文化的差异为例,介绍了由文化差异所产生的翻译难点及其对策。例如,贾宝玉以“太太”称呼自己的母亲,而“太太”在韩国文化的称谓习惯中是指自己的爱人,所以为了避免韩国读者的误解,就需要做出调整。

  又如,第八回写到林黛玉嗑瓜子,而在韩国饮食文化中,瓜子是南瓜子,与中国所指不同,但为了符号韩国读者的饮食文化习惯,就将瓜子译作“南瓜子”。

  再如,《红楼梦》中提到的琴是七弦琴,而韩国只有伽倻琴与奚琴,但都与中国的七弦琴差别很大,所以在翻译中就以注释的办法对七弦琴进行解释说明。

  最后,崔先生再次强调翻译者无法完全将作者的原意原封不动地翻译出来,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读者的理解服务的。他说:“曹雪芹的《红楼梦》,到了我的脑海里,不再姓曹了,我是为读者服务,站在读者立场一起理解《红楼梦》,我可以翻译出我所理解的我的《红楼梦》。也许所有的文学翻译者,最后的野心就在此。”

  此外,崔教授还介绍了朝鲜王朝对《红楼梦》续书及其他汉文典籍的翻译情况、韩国《红楼梦》研究会及其学术刊物《红楼阿里郎》和近几年中、韩红学界的交流情况。

  崔老师发言结束后,进入师生互动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与崔老师进行交流,苗怀明、高淮生两位老师也参与其中。

  讨论之后,崔老师与到场师生合影留念,有不少同学携来崔老师的大作请他签名,本次讲座至此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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