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英美文学翻译研究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举办

来源:浙大译学馆 作者: 时间:2019/10/10

 

 

 

9月28日,由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主办、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和浙江省翻译协会协办的当代英美文学翻译研究高峰论坛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举行。此次高峰论坛邀请了校内外知名专家和学者,学校和学院领导莅临论坛开幕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共同探讨当代英美文学翻译的种种话题。


  ★ 会议开幕式及手稿捐赠仪式 ★


  浙江大学翻译学研究所所长郭国良教授主持开幕式,介绍与会嘉宾。在热烈的掌声中,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民教授、著名作家毕飞宇先生、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艾伟先生、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范捷平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馆长许钧先生,依次为此次论坛开幕式致辞。


  浙江大学党委副书记叶民教授表示:“此次英美文学翻译论坛适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对习近平总书记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论述的积极响应,也是文学翻译工作者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华诞献上的一份礼物。”叶民副书记还结合自身经历,谈到大学时读《红楼梦》,得知《红楼梦》竟然还有英译本,令他对杨宪益和戴乃迭这样的翻译家十分敬佩。他还指出:“文学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在文学中,我们得以跨越时空,与巨人对话;可以洞察自己,关怀他人;感悟真善美,摒弃假恶丑。”


  毕飞宇先生结合自己的成长过程,高度评价了翻译为他打开世界、导向未来的重要性,并以《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例子,揭示了翻译的文化与思想的构建力量,认为翻译家对于沟通与传播世界各种文明和文学起着重要作用。


  艾伟先生站在历史的高度,认为中国的现代小说与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译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家在中国的现代性构建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时艾伟先生还高度赞扬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开放精神,对中国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充满信心,对中国文明的繁荣昌盛充满信心。


  范捷平教授谈到多年前读《牛虻》一书时流泪满面的场景,他认为大量的阅读使他走上文学研究的道路,由此,范教授满怀着感恩之心向传播中西文学的翻译家致敬。范教授还谈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守正”和“创新”,认为翻译者应持守自身立场,对文学翻译应有更多研究。


  许钧教授强调“文化传承”的重要性,认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所以我们特别珍视历史上留下的一批精神财富”。中华翻译家为弘扬优秀文化,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对于翻译家所留下的精神财富,我们要传承,要发扬,为此他提出要特别重视翻译家手稿的收集、整理与研究。


  校内外专家致辞结束后,许钧教授主持手稿捐赠仪式。著名翻译家、四川大学曹明伦教授向浙江大学中华译学馆捐赠珍贵手稿,其中有曹明伦先生的《爱星者与星》译诗手稿原件一部(共86页)和王佐良先生译诗手稿原件2页。许钧教授对曹明伦教授的惠赠表达了感激之情。


  ★ 主旨发言 ★


  开幕式结束后,黄源深、曹明伦、毕冰宾、吴笛、姜秋霞和许诗焱六位专家分别做主旨发言。


  黄源深先生做了题为《译者的软肋和自我救赎》的主旨发言。首先,他谈到了当今译者的软肋——母语太差,具体表现为语言同质化,千人一面,不见特色。他认为,母语修养是翻译(外译中)成败的关键。母语是一切学科的基础,对翻译专业来说,更是基础的基础,母语水平甚至决定翻译时有多大回旋余地。母语和外语的相关性很大,母语不好外语也很难达到一定的高度。他借用徐燕谋的话说,“中文根底单薄,洋文修养也好不到哪里去”。母语水平高,外语也容易学好,因为语言学习是相通的。当下,母语水平不尽如人意对外语学习带来的损失不可低估。不少学生,花尽功夫,外语却不见实质性的提高,很有可能和母语修养欠佳有关。最后,黄源深先生提出培养语感是提高母语修养的最好方法。语感好的译者往往用词精当,文句畅达,语段浑然天成,不见刀削斧凿的痕迹,并用了很多自己的译例对之进行生动地说明;语感不好,语言表达会出各种各样问题。总之,母语是译者的灵魂,是译事成败的关键,值得我们一辈子重视。


  曹明伦教授作了题为《弗罗斯特及其诗歌在中国的译介(1924-2019)》的主旨发言。曹教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开篇,他讲到许渊冲老先生的初心——用诗词连接古今中外(传播五千年中华文明),赠美遗欧千首诗,而他本人的初心是为中国读者奉献读之有益的译作,为中国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文本。曹教授接下来介绍了弗罗斯特及其诗歌在中国的译介历程,他指出弗罗斯特在中国的译介历程可大致分为三个主要阶段:1)从1924年至1949年(共译8首,计327行);2)从1980年至1992年(共译183首,计4167行);3)从上世纪末至2002年(译全部437首,计16033行)。他还分析了弗罗斯特诗歌的特点及汉译的得失——早期译介者对弗诗的特点了然于胸,故所译弗诗数量虽不多,但质量皆上乘,正如施蛰存在1962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所言:“予三十年前译美国诗亦以为Frost最胜,自谓鉴赏不虚”(施蛰存《闲寂日记》,2002:6)。新时期译者大多继承了早期译介者的传统,所译弗诗大多也能为中文读者接受甚至欣赏,有的篇目还被选编进了语文教科书。最后,曹教授与与会代表分享了译诗的一些建议:1)熟悉弗罗斯特追求的“意义声调”(the sound of sense/meaning);2)学习民国时期那批学者型译者,对自己选译的诗一定要认真研究,换言之,对自己没读懂的诗千万别译;3)诗人译者应该处理好创作与翻译的关系。


  毕冰宾先生作了题为《“回译”老舍之难回:语境化的模仿归化与“一仆三主”》的主旨发言。从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翻译入手,毕冰宾先生首先谈到“借助英文版还原老舍京味原作风貌,学习老舍,模仿老舍,扮演老舍”的文学翻译心得。但他同时指出真正的“回译”难以企及,“回译”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最多是钱锺书所谓“得意忘言”基础上的一种“借助英文还魂”的高仿行为,更是杨绛“一仆二主”意义上的“一仆三主”。以老舍原著为语境的想象中的老舍语境重构,是将“信达雅”经典原则与语境化相融合的模仿归化。随后,毕冰宾先生简略地介绍了《四世同堂》这部作品的版本变化,将之形容为“一波三折”。最后,他谈到关于翻译的基本原理——语境化,认为《四世同堂》这次“回译”在杨绛先生所提的“一仆二主”之外,又增加了第三个“主”,那就是将译文的叙事风格向老舍先生前面的大半部小说靠拢,而人物语言更是要遵循老北京话的风格。这就需要首先正确理解英文原文,正确传达英文原稿的意思,英文理解不能出错,然后在译文准确无误的基础上,在英语文本意思的框架内,译者要“扮演老舍”,尽量用自己理解的老舍的口吻讲叙故事,用自己熟悉的北京话传达各色人的对话。


  吴笛教授作了题为《文学翻译在经典生成与传播中的历史使命》的主旨发言。他非常强调“翻译所承担的使命”,认为“文学翻译不只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的转换,而是以另一种生命形态存在的文学活动”。此外,吴笛教授还介绍了“文学翻译”与“翻译文学”的不同之处。最后,吴笛教授讲到翻译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门科学,目的是为了传承优秀文化,是为民族文化建设服务的。作为一门艺术,译者充当着作家的角色,因为他需要用同样的形式、同样的语言来表现原文的内容和信息。翻译不是逐字逐句的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需要译者的才情,需要译者根据原作的内涵,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用另一种语言再现出来原作的精神和风采。文学翻译,说到底是翻译艺术生成的最终体现,是译者翻译思想、文学修养和审美追求的艺术结晶。而作为一门科学,译者又有别于作家,他不能像诗人那样随心所欲地让想象的羽翼自由飞翔,他的想象是受到制约的想象,是与原作者呼吸相通的想象,他接受的表象必须和作家在创作时所触发诗情的表象相吻合,这样,才能在头脑中孵化出与原作相吻合的形象。因此,翻译的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姜秋霞教授作了题为《中西译学思想的互文性构建——文学翻译研究方法再思考》的主旨发言。姜秋霞教授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翻译研究,路在何方?”随后她介绍了中西译学的互文性原则:以“同”为基础的相和,以“异”为补充的相生。她还从各个层面介绍了文学翻译研究中互文的三个方面,分别是“虚”与“实”的互文、“感性”与“理性”的互文以及“树”与“林”的互文。


  许诗焱教授作了题为《过程与价值:文学翻译档案的自我存留研究》的主旨发言。许诗焱教授以自身的档案整理经历为切入点,向观众介绍了“self-documentation”的含义,并细致地介绍了其概念的价值。她认为“self-documentation”应该包含译者-作者通信电子版译稿、手写修改痕迹、译者和作者的讲座、译本推介活动视频等。她结合杨绛先生的作品《干校六记》题目的翻译档案记录,指出了“self-documentation”的价值在于“翻译标准的完善:增加过程维度”。通过展现毕飞宇先生回复葛浩文先生有关《推拿》作品中对细节理解的信件,许诗焱教授指出“self-documentation”的价值在于“文本批评的拓展:呈现交流细节”,提出“专为批评家准备的译本”的想法。最后,她指出“self-documentation”的价值还在于“人工智能的突破:干预深度学习”。


  ★ 学术论坛 ★


  下午,“出版界畅谈文学翻译”学术论坛由《译林》杂志前主编、英美文学翻译家王理行编审主持,他与《外国文艺》杂志主编、英美文学翻译家李玉瑶女士、浙江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柳明晔女士和理想国外国文学馆主编雷韵女士展开对话。


  首先,王理行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大背景出发,回顾了外国文学在新中国的翻译出版历程。这70年主要分为前30年和后40年两个时期。王理行结合《译林》杂志的发展历程,阐述了文学翻译出版的任务与功能,认为外国文学的译介应该呈现各种文学流派的面貌,引进重要的文学思潮,在互相碰撞中达到相互启迪的作用。紧接着,王理行对其他三位出版界代表提出了一个当下值得特别关注的问题:作为出版机构,在新的历史时期应该引进何种外国文学作品?李玉瑶女士认为,《外国文艺》始终秉持的理念是向读者推荐当代最新鲜、最有特色却不太受到关注的作家。李玉瑶女士对《世界文学》和《外国文艺》进行了对比,指出《世界文学》大都翻译经典作家的作品,而《外国文艺》更为强调率先引入一些不知名的国外作家,但是想要拓宽社会的关注面,使作品抵达到更多读者手中,还必须得到学术界的帮助,与学术界搭建桥梁。柳明晔女士对浙江文艺出版社做了简要介绍,该出版社有两条产品线,第一条是以江浙为主的名家经典小说,第二条是外国文学翻译。柳明晔女士认为外国文学是我们打开世界的一扇窗户,是我们通向世界的道路。而现如今版权竞争非常激烈,抢夺资源的现象时有发生,要发掘市场中新的优质作品,需要有更专业的分析和判断。此外,柳明晔女士还对出版社未来的发展方向做了简要的说明,维持对小众高端外国文学作品的推荐,同时对实际市场进行考量,靠经验积累和前瞻性判断来发掘市场。


  在论坛的后半阶段,四位出版界人士就外国文学的传播与营销展开了讨论。李玉瑶认为,出版社应该遵守市场营销的底线,不应将书简单地视为商品,而是要重视书的多重价值。柳明晔女士强调内容为王,品牌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可以向民营出版社学习借鉴营销手段,但是要有分寸,把握好度。雷韵认为不能一刀切地评判民营和国营出版机构,两者可以互相交流,共同繁荣。她还指出译文和原文同等重要,必须反复打磨,校对,并且相信读者有一定的鉴别能力。


  随后,分论坛交流活动开始。论坛一由华中农业大学覃江华副教授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王颖冲副教授主持。王颖冲汇报了分论坛一的交流情况,指出在会上交流的论文在整体上呈现出“内容新、视角新、方法新”的特点。“内容新”体现在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上,如杨振同从多年文学翻译的实践和教学出发,提出“贴着原文翻译”的主张;杨陇则就“利兹大学当代华语文学研究中心”对中国当代文学国际传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视角新”体现在研究角度的新颖性上,如邵璐从翻译文体学的角度对余华小说的域外译介、传播与接受进行了描写研究;姚洪溪则关注中国翻译史上女性译者的边缘性地位。“方法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上,如李若冰运用可视化分析工具对过去四十年林语堂翻译研究进行了分时期回顾和梳理;于金权借助场域和资本理论,揭示了人民出版社出版迪兰·托马斯诗歌中译本的成因。


  分论坛二由安徽大学的陈婷婷副教授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的张慧玉副教授主持。张慧玉在分论坛交流情况汇报中,从所有分享的论文中提炼出了三个词,分别是“旅行”、“梦想”和“守望”。“旅行”一词主要体现在此次分论坛中,很多年轻的学者提及了关于文学和翻译的世界旅行,他们对世界文学翻译作品的阐述仿佛带着我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旅行,如焦茭从文学贸易、全球英语和世界文学三个层面对《新玩意》与《长日留痕》两个文本作了分析比较。“梦想”指的是在座的学者对翻译文本的理解触及了作者和读者的理想,并将自身的梦想也融入其中,如徐艳丽从译者行为批判视角出发,对《理想丈夫》余光中译本的评析;张汩以《仲夏夜之梦》对朱生豪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手稿描写性研究;李丛立分析译者视角下《了不起的盖茨比》在中国的接受,谈及了盖茨比的美国梦;张慧玉和徐开对《欢乐的葬礼》中移民身份认同构建的评论也体现了欢乐之梦。最后一个词是“守望”,当今年轻的学者们都在守望着关于翻译和文学的旅程和梦想,守望着中国文学、中国翻译的现在、过去和未来。


  ★ 闭幕式 ★


  分论坛讨论结束之后,此次当代英美文学翻译研究高峰论坛迎来了闭幕式,由浙江大学外语学院冯全功副教授主持。冯全功论述了参加学术会议的三点意义:1)从会议发言中寻找合适的研究话题;2)塑造与更新我们的翻译观;3)会见老朋友,结识新朋友,拓展学术交流途径。


  最后许钧教授致辞。首先,许钧教授表示,此次论坛“主题明确,形式多样”并“个性鲜明,通力合作”,他认为,“我们的文学翻译事业,不仅要靠翻译者,不仅要靠出版者和研究者,还有很多环节值得关注。我们是把文学翻译当作事业,动态历史地发展,作为文学新生命的进程来进行研究和思考。”他从翻译的角度指出了责任的重要性——“我们这次讨论的是文学翻译,文学翻译的本质如何,价值何在,它给我们个人、国家、民族和人类到底带来什么,我们研究的重点和思考点是什么。”许钧教授还讲道:“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需要有历史感和使命感,需要有责任与担当”,号召年轻人行事不该受到外力的负面影响,做任何事都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许钧教授认为,“翻译在形式上是语言的转换,但本质上是文化的传承、交流与创新。翻译代表着开放性和创新性。文化要传承,要建构,在敞开自身,面向他者的同时,相互吸收,共同丰富,不断提升自己,这就是文明互学互鉴的意义。”他还鼓励大家要时常反思自己的工作在文化构建中所起的作用,强调“做任何事要有基本伦理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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