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翻译的使命与跨域功能——访翻译家文洁若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作者:吴江涛 时间:2020/04/17

 

文洁若简介:1927年7月生于北京,毕业于清华大学,历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编审,日本文学研究会理事等。代表译著有《日本的黑雾》、《莫瑞斯》、《春雪》(合译)、《天人五衰》、《杂忆录》、《五重塔》、《黑白》、《尤利西斯》(合译)等。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译介了14部长篇小说、18部中篇小说、几十篇短篇小说,共八百余万字。日本作家幸田露伴、泉镜花、井上靖、芥川龙之介、水上勉、谷崎润一郎、松本清张、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有吉佐和子等人的作品经她之手被引荐给中国读者,被誉为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1985年4月1日,文章《梦之谷中的奇遇》被羊城晚报社授予年度羊城晚报《花地》佳作奖;1995年3月,萧乾、文洁若合译的《尤利西斯》获第二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2000年8月,获“日本外务大臣表彰奖”;2002年11月,日本政府授予文洁若“勋四等瑞宝章”;2012年12月,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2018年6月,被中国出版集团侨联授予“中国出版集团归侨侨眷先进个人”荣誉证书。

 

(图片来源:中国文艺评论)


  1 翻译在我生命中没有句号


  吴江涛:文先生好,您从事翻译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在翻译界您又是一位高产的翻译家,直到现在您还在坚守自己的岗位,从某种角度讲,翻译也是一件苦力活儿,您没有打算给自己放假歇一歇吗?


  文洁若:我还不想歇,我觉得一个人活下来总得在世间留下些痕迹。我父亲一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出一本书,后来我想我就多出几本书吧,也算是替父亲完成他的心愿。再者,我也确实喜欢做翻译工作。现在年龄大了,除了翻译,我还想着再搞些创作,写些散文或许会更好。我打算等把手里剩下的活儿干完就不翻了,琢磨着要把翻译逐渐转到文学创作上来。几十年来,我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翻译工作上,平时写的东西很少,平时自己有很多想法,一直想形成文字,但觉得创作要比翻译更难。比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这本《岁月流金》就完全是我自己的创作,里面收集的是我以前的一些随笔和感想,很有意思。书中我以散文的形式追忆了我早年的一些经历,比如我父亲在抗战时期因为失业而家道中落的心酸往事,以及我大学毕业进入三联后开启自己翻译的职业生涯等,还有我与萧乾一同走过的45年的坎坷经历,我对巴金、冰心、沈从文等前辈师友的回忆等,都是一些对往事的回忆,也算是一种漫谈吧,类似这样的文章,我以后还要多写一些,让自己的生活更加充实起来。


  吴江涛:您被称为中国翻译日文作品最多的人,其中必然很辛苦吧。


  文洁若:很多人都觉得翻译很辛苦,但我就乐此不倦。我对生活的要求比较简单,我在生活中没有别的兴趣,唯一喜欢的就是翻译和写作,我觉得我就是为翻译而生的,这也是我一生最钟爱的事业。从来没有人夸过我漂亮,也没人夸过我聪明。今天能有这一点成就完全是靠勤奋取得的。目前我手上还有几部约稿没有做完,我要继续努力工作。我争取活到100岁,像萧乾那样写到拿不动笔为止。


  吴江涛:做翻译需要耗费很大精力,您是怎么做到这么高产的?


  文洁若:1958年,萧乾被下放到唐山柏各庄农场监督劳动,在农场每月只给26元生活费,仅够他自己吃饭的。在北京,家属每月领40元,家里还有三个孩子。我当时的工资也就89.5元,刚好够三个孩子的开支,其他的就全靠我业余做翻译的收入了。当时译文杂志社给了我三万字的翻译任务,是日本女作家中本高子(1903—1991)所著长篇小说《火凤凰》的最后一章“永远的日子”。为了吸引读者眼球,我把书名改为《光枝的初恋》。原定这一章的另一半由北京编译社来翻,他们怕短时间内交不了稿,我说都给我吧,我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完成了三万字的翻译任务,其中六天还要上班。年轻时就是这么干过来的,当年我翻译时几乎没有闲过,无论什么场合都是我翻译的场地。有一次参加女儿的表演,我坐在会场,边看节目边做翻译,就这样用了八天时间完成了三万字的任务。译稿一个字没改就在《译文》上发表了。


  我年轻时干劲很足,也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大力气。萧乾刚从干校回到北京时,我们原来的房子被人占用了,萧乾带着孩子找了一个破门洞勉强住下,我在出版社的办公室把几把椅子拼起来当床睡。当时我工作非常忙,没工夫下楼到食堂去吃饭,就吃黄瓜、桃子、西瓜、西红柿之类来对付。今年我92岁了,效率差多了,可是我还是要继续干下去。所以,前些年有位报社的记者采访我时说,文洁若一辈子只做三件事:“搞翻译,写散文、保护萧乾。”翻译是我的本行,写作也会成为我将来工作的重点。萧乾是个天真的人,我要保护他,他曾被下放到唐山的一个农场,被监督劳动,负责照看菜地,我们俩几乎每三天写一封信,不必让他知道的消息我都不告诉他,在信里我们大多都在探讨我当时业余翻译的一些难题,萧乾会对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做细心的指导。他讲话幽默诙谐,除了对我的译文表达明确的意见外,还给我讲述一些道理。他反对直译、硬译,强调无论译什么首先要掌握原著的基本内涵等,对我的鼓励也很大。萧乾是个遗腹子,又经历过二战,吃过很多苦,性格也很乐观,但在当时情绪非常低落,所以我要保护他。


  吴江涛:您做日文翻译和您小时候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吧?


  文洁若:1934年,我七岁的时候父亲在中国驻日本使馆任外交官,7月,他把全家人接到了日本东京。周围的人都说日本话,父亲为我和四姐文檀新,还有两个弟弟文学朴、文学概请了一位今野老师教我们日语,每天晚上教两个小时。他只会两句中国话:“你姓什么?我姓今野。”当时,很多日本的民间传说、西方的安徒生童话等都是今野老师给我们讲的,对我的影响蛮大。父亲很重视对我们的教育,也经常关心我们的学习,有一次他给我们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中国男子学日文学糊涂了,有一天瞧见自己的中国友人不小心摔了一跤,他问那个人:“你‘怪我’吗?”日文“怪我”就是“受伤”的意思,应该说:“你受伤了吗?”那个人心想:“我怪你干什么?又不是你把我推倒的。”就是他把日文按照字面意思理解了,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父亲还为母亲和我的大姐文馥若、三姐文常韦请了一位家庭教师:麻布小学附属幼儿园的保育员海卓子,她每天下午来。后来,大姐和三姐考进了圣心女子学院,学英语和法语,功课蛮多,便顾不上学日语了。母亲生于1895年,到了1935年已40岁了,也无法再学外语。于是,我们四个小的便又多了一位家庭教师。


  在日本的时候,父亲常带我去书店买书,还常告诉我将来你若努力读书,也会有机会把名字印在书上。1936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武装政变,父亲被国民政府外交部免职,我们全家人从日本回到了北京。我和四姐进了北京的一所日本小学,位于现在的东单头条胡同。我和四姐分别读三年级和五年级。两个弟弟呢,学朴应该读二年级,学概一年级。但当时班上的名额都满了,我父亲就让我把在学校里学的日文教给弟弟文学朴。于是,我每天白天是学校的学生,晚上回家就是弟弟的老师。这样下来,我读完小学六年级毕业时,弟弟文学朴的日文水平也达到小学毕业的水平了。后来,松本清张的《深层海流》就是我和文学朴一起翻译的,直到现在我们姐弟俩还在合译日本的文学作品。小时候的这些经历对我后来从事日文的翻译工作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样,更要感谢我的父亲对我们的教导。


  小学毕业后,父亲送我到圣心学校读英文。圣心学校是天主教办的遍布全世界的学校,需要比普通学校多交很多学费。我知道当时家里条件很差,所以学习就格外加倍努力,几乎每月都获奖,还连跳了两班,到了1941年底,家里的状况实在越来越糟糕,我上学难以为继,就只好辍学在家自修初中课程。我当时在家读书也很卖力,读四大名著、背长诗、练外文,次年9月考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父亲让我把从日本带回来的《世界小学读本》(十卷本)翻译成中文。我花了四年时间翻译出来了,不懂的地方就去问父亲,我的翻译功底就是这么打下来的。当时也没有想过自己将来会靠翻译吃饭,但在父亲的影响下,我养成了好的学习习惯。虽然家里经受了苦难,父亲却竭尽全力让我读最好的学校。我今天取得的成绩也是父亲重视对我的教育的结果。


  2 《尤利西斯》是我生命中最好的礼物


  吴江涛:您晚年时和萧乾先生合译了《尤利西斯》,在文学界被传为佳话。这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非常有影响力,当时很多学者都望而却步,面对这么一部鸿篇巨制您是以怎样的心态去迎接挑战的?


  文洁若:我从大学毕业后,考进了三联书店当校对,本来是只负责错别字,可我懂日语和英语,总忍不住指出稿子中漏译、错译的地方,有一次,我在校对英文翻译稿的时候,发现一处英文单词“cut”,被译成了“砍了一刀”,根据稿子的内容,两个人在街上碰面怎么会砍起来呢?其实“cut”应该译成“漠视”,显然是译错了。1951年3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建于北京,成立了“整理科”,是介于编辑部和校对科之间的科室,把我们几个爱管闲事的大学生张奇、王笠耘、水建馥和我调进了整理科。科长是诗人刘岚山。我退休前翻译的都是比较一般的文学作品,没有翻过什么优秀的著名古典作品。我60岁退休时,手头还有好几部译稿没有发排。于是我又被回聘了两年半,1990年才真正退休。翻译《尤利西斯》是我退休之后的事。当时译林出版社的社长李景端亲自向我们约的稿。萧乾与《尤利西斯》结缘要比我早得多,早在1939年他到英国剑桥时就买了一本《尤利西斯》,当时他称这本书为“天书”,还在扉页上写道:“天书,弟子萧乾虔读。1940年初夏,剑桥”。所以,萧乾知道翻译这部著作的难度。此前,李景端社长就曾邀请过包括钱锺书在内的多位名家来翻译《尤利西斯》,但均被婉拒了。萧乾认为,他还比钱锺书大一岁,更难去搬动这座大山了,当时钱锺书在信中对翻译《尤利西斯》有过这样的评价:“八十衰翁,再来自寻烦恼讨苦吃,那就仿佛是别开生面的自杀了。”所以萧乾也不愿意接这个任务,毕竟萧乾年纪也大了,身体又不太好,翻译这部“天书”确实很困难。


  我和萧乾商量,与其在家一个劲儿地担心身体,还不如找点事做,合译这部作品就当作我们结婚40周年的礼物吧。在我的一再劝说下,萧乾终于答应了。我们俩约定我管“信”,他管“达”“雅”,我们先尝试着翻译了第一章。萧乾让我做译者,他做校订者。经过起早贪黑的一段忙活,终于完成了第一章的翻译工作,当时心里还没底,译林出版社看过稿子后给予了肯定,稿子由时任南京大学外文系的钱佼汝把关。钱佼汝是钱锺书的侄子,结果反响不错,没有改动就发表了。我们分工合作的故事曾发表在报纸上。发表以后,人家就看出我们是怎么合译的,后来也都得到了肯定,这对我们俩是个很大的鼓励。


  吴江涛:这部作品你们翻了多久?都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文洁若:当时,翻译《尤利西斯》好像是对我的补偿。1990年8月到1994年7月用了四年时间才译完。开始翻的时候遇到很多困难,译起来不是很顺畅,后来我们从国外弄到一本解释《尤利西斯》的书,是对原著的解析,比原书薄不了多少,至少在短期内小说的主旨思路基本都有了,能够把握了,这本书解决了我们的疑难问题。当年我的精力非常充沛,每天工作十六七个小时也没问题,一连几周都不下楼,冬天通常是和衣而卧。萧乾也谢绝了所有应酬,全力投入到翻译工作中去。除了润色译文外,他还要解决翻译中遇到的一些难题。我们俩几乎是开足了马力,过年时都在赶稿子,那段时间我们虽然很累,但也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吴江涛:在翻译时你们都运用了什么技巧,遵循了哪些原则?


  文洁若:翻译是没有捷径的,只有平时多看书,勤学苦练才能取得成绩。我译《尤利西斯》时看了很多的书,一边看一边摘抄书中好的词,这确实很管用。《尤利西斯》是乔伊斯的代表作,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被誉为20世纪100部英文小说之首,被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小说的文体、语言等艺术手法都很难处理,全书夹杂着德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等多国语言,有时一句话中还会出现希腊文、拉丁文、梵文等多种文字。除此之外,作者还经常使用方言、古语以及生僻词等,为我们的翻译工作带来了不少难度。比如,在第八章就出现了一个很长的单词“Smiledyawnednodded”,这个词其实是乔伊斯自己创造的新词,是“微笑”“打哈欠”“点头”三个词的过去式连在一起,表示同时发生的三个动作。还有“bald head over the blind”,你怎么翻?别人翻译成“秃子比瞎子强”,实际上,“blind”也可以翻译成“遮阳棚、窗帘、百叶窗”。所以,应该翻译成“遮阳棚上面露出一个秃脑袋”。为此,我们还特意向季羡林、吴小如、金克木等朋友请教专业术语方面的知识。


  为了尊重原著的风貌,我们翻译时将原著中晦涩难懂的语言尽可能地做到流畅通顺,易于理解。我在翻译时一直奉行“一个零件都不能丢”的原则,保证译文忠实于原文,然后再由萧乾润色,负责再现原著的艺术风格。尽管这样,我们还是不断面临新的挑战。乔伊斯不但在小说的最后杂糅了俚语和方言,而且会在整个章节中出现既无标点符号,句子之间也无空格的现象。文体风格变化多端,比如最后一整章都是在表现布鲁姆的妻子摩莎的胡思乱想、天马行空的情节。为了体现这种多样复杂的语言变化,我俩还特意研究了中国的历代文选,试图用中国传统的语言风格去呼应乔伊斯复杂的文体。


  3翻译就是要努力传达别人优秀的思想


  吴江涛:日本文学著作很多,您如何选择自己想要翻译的作品?您奉行什么样的翻译理念?


  文洁若:我小时候在日本生活过两年,日本的文化对我影响很大。但是,当时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对我们国家的侵略使我非常痛心。因此,我在翻译日本的文学作品时也是有选择的,我挑杰出的作家的作品翻,要给我国的读者传达优秀的、积极上进的文化思想。萧乾曾说过:翻译是跨越地域种族和语言的活动,拥有文学创作所不具有的功能。翻译能促进民族间的情感交流和相互了解,实现民族间的对话和融合,因此翻译不是一件孤立的活动,而是在整个人类生态环境中彼此相互影响,相互活动的。所以,翻译并不是单纯的语言再现,而是要把作者的一种理念表现出来。这种理念其实也是别人文化的体现,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文化理念传递给我们的读者,使读者在精神上受到洗礼。在这方面萧乾的境界要比我高多了,他是站在国际的视野来认识文化的,所以我一直在向他学习。萧乾从小就半工半读。1926年,16岁的萧乾在北新书局当练习生,给鲁迅送过稿费。在燕京大学读书时,他成了老师斯诺的助手,协助完成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的翻译。1936年,鲁迅逝世后,萧乾成了治丧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之一。没多久,他还写了一篇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题目叫《朦胧的敬慕》,发表在当年11月出版的《中流》半月刊上。萧乾在这篇文章中说,鲁迅是他所“永不会忘记的”,鲁迅“伟大的人格也许有一种潜默的力量”。现在这篇文章已经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在尔后漫长的人生旅途中,萧乾一直追求进步,追求光明,为人类的正义而奋斗。这和鲁迅的精神影响是分不开的。萧乾平时写稿子,都是我替他抄,他的稿子字体很潦草,只有我认得。平日我的译文,他也帮我加加工什么的,在这个过程中我没少受到他的影响。所以我在选择翻译的作品时也非常注重作品是反映什么内容的,对社会对国家有没有积极的作用,对读者有没有益处等,都是我需要考虑的。我通常拒绝翻译思想颓废、追求变态的感官享受一类的作品,比如谷崎润一郎的作品,就是追求一种自我虐待式的快感和几乎变态式的感官享受,作品风格充斥着颓废的格调,尽管他曾先后七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日本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我实在无法理解他的创作思想,也不喜欢。我曾在早期试图翻译过他的一部代表作《细雪》。这部作品是他所有作品中比较特别的一部,书中对情节的描写比较细腻,又因为谷崎润一郎一直在反思日本的战争,这篇长篇小说《细雪》就是为回避对法西斯的支持而创作的,因此我对他的这部作品还是报以肯定态度的。不过,小说中的对话用的是关西话,关西是京都、大阪和神户的语言,倘若我会上海话,我就会把全书译完。试译了一万多字之后,我放弃了,因为我把对话统统译成北方话了,无法表达原文的底蕴。另外,还有渡边淳一的作品,具有唯美主义的艺术风格,以医学知识和生活经验为基础,深入剖析男女之间爱情的本质问题,他本人也极力反对日本的对外侵略,我特别喜欢他的作品,曾翻译过他的《魂断阿寒湖》。这些作家都很优秀,都有很经典的作品存世,但作品好的前提是要有一颗普世的胸怀,要站在人类命运的高度来思考问题,只有这样他所创作的作品才有高度,才会被历史留下来,才会被世界所认可。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我曾翻译过松本清张的《日本的黑雾》,是一部推理小说,作品主要披露战后日美当局之间的内幕,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很有深度。松本清张是日本推理小说的开创者,在世界推理小说界享有盛誉。他的这部作品深刻地揭露了日本社会的病根,对日本政坛写得比较深刻。这部著作一共12篇,我当时翻译了六篇。在80年代的时候,我曾去拜访过松本清张先生,并带去了我翻译的《日本的黑雾》送给他,当时他已经快80岁了,衣着非常朴素。松本清张作品的特点就是没有对暴力和色情的渲染,使读者平静地享受逻辑推理的乐趣,这也是我喜欢翻译他的作品的原因之一。


  吴江涛:如果遇到您不喜欢的题材,您通常如何处理?


  文洁若:像太宰治这样的作家我今后就不会接了,如果作品没有积极的主体思想,我越翻会越觉得糟糕的。比如日本一些作家写姊妹之间的事我也不翻,因为没有什么意义,中国的读者看姊妹之间的那些事没有什么意义。我喜欢翻译比较能反映人性的作品,从思想理念上对人产生影响的。比如太宰治的《人间失格》,之前别人也译过,出版社觉得译的不满意,就让我重新译,所以我就接了。他的《人间失格》我觉得应该翻成《没有资格做人》,失格就是失掉做人的资格嘛,可是出版社认为读者已经接受了《人间失格》这个书名了,还是别改了。太宰治这个人挺怪的,自己一个人去死就算了,干吗还要拉上别人一起去死呢?太宰治为什么非要选择自杀?因为他不懂得为什么要活着,日本发动的战争好像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根本提都不提,没有理想,只是活着而已。他去酒吧喝酒,付钱时总是说不用找了,很大方。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很穷的乡下年轻人,竟然把那个人的酒一饮而尽,那个乡下人气得把他打趴下了。这也是他自己的自画像,就这么一个很怪的人,还有好多年轻人喜欢他的作品,这点我很不理解,在我翻译的作品的原作者里最怪的就是他。


  4 翻译是科技代替不了的创造性劳动


  吴江涛:您从事这么多年的翻译工作,有没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或者自己的一套表达语言体系?


  文洁若:我做了一辈子的翻译工作,没有总结出什么高深的理论。我认为翻译就是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去理解不同国家之间的文化,把一个国家的文字翻译成另一个国家的文字,努力保留原作的神韵并进行润色。当然,做翻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要求译者不但要对两种语言达到驾驭自如的程度,还要了解两国的历史文化等。中文、外文都要好才能搞好翻译,缺一样都不行。如果外文很好,中文表达能力不行也不能准确地表达意思,如果中文很好,日文看不懂也不行。比如“神父”和“牧师”之间的区别,字典上没法查,如果不对宗教背景有了解是无法准确地翻译出来的。另外,做翻译工作,要坚持不懈地进行阅读,了解作品的语言风格,对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观念等有一个深入、系统的研究才能做好翻译。比如我在翻译芥川龙之介和井上靖之前,我就认真阅读了巴金、沈从文、郁达夫、老舍等作家的小说,力求使译文语言符合他们的气质和风格。我在译后习惯对自己翻译的作品进行总结,整理对作家作品的认识,写感想感悟。翻译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不是说像我们干农活直接那么干就行了,翻译融入了个人的很多见解和理解,对自己要翻译的作品,你觉得理解它了,并融会贯通了,所以才会有感觉,也能很顺利地完成。你翻译过来的作品如果你的理解、判断出现错误,翻译的东西也不会准确,所以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


  吴江涛:您觉得未来的科技发展,有没有可能取代人工的翻译?


  文洁若:现在很多科技发展得很快,比如我们用的手机软件,对着一念就翻译成英文、日文了。我们研制的机器人还能下棋,能把人类打败,但我不相信机器人能做好翻译。机器人可以下棋把人战胜了,但对字意的理解把握不了。我觉得要想把翻译做好是相当难的,比如翻译中我们遇到的陌生词汇,我需要查各种字典才能定下来意义,把文中的词义弄准确后,还要根据作品的语境来判断,差一点都不行。杨宪益先生把我国的《红楼梦》翻译成英文,就采用了很多方法,比如把贾府里主人的名字冠上汉语拼音,把丫鬟的名字译成相关的汉语意义,把道士、和尚、尼姑的名字用拉丁文表示等,他采用的是怎样用外国人听得懂、看得懂的语言,这需要对作品有感觉,需要结合实际文化环境进行翻译。除此之外,还要努力确保原作的神韵,不能因为两种语言结构的差异而在译文中留下牵强生硬的痕迹。


  所以,我一直坚持用最传统的手写方式去从事翻译工作,这样虽然会很累,但心里踏实。前些年我积累的一些手稿,居然还有人要收购,现在大家基本都不用手写了,连最起码的书信也被邮件、短信所取代,这也是社会的巨大进步。


  访后跋语


  我与文洁若先生结识于2012年夏天,当时我负责做萧乾先生的专题,与《光明日报》 的柳琴老师一同到文老家查阅资料。八十多岁的老人一人住在两居(或三居)室的房子里,客厅的一角放着一张一米见宽的小床,显然是文老休息时所用,几张破旧的老式座椅上堆满了泛黄的书籍,墙面四周挂着大小不一的镜框,里面有萧老、文老及家人的合影。文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拿出几个相册为我们一一讲解照片背后的故事。


  转眼七年过去了,这次专程到文老家里采访,依然是柳琴老师与我同往,92岁耄耋之龄的老人精神矍铄地与我们交流,对我所提的问题侃侃而谈。客厅里除了那张一米见宽的小床被一摞摞各式书籍所替代外,室内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文先生的精神依旧健旺。寒暑相推,而岁成焉,看到这一幕,顿时被文先生每日青灯一盏、静守一方,不为外物所囿地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感动。在生活上,文先生是一位极有规律且准时的人,每天6时准时起床,7点开始工作,晚上10点结束一天的工作准时休息。除了家里的一部固定电话保持与外界的联络外,手机、电视从来没有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就连有助于翻译工作的电脑也不在生活之列,平日里的翻译写作全靠手写完成。我们聊到当今科技的益处时,文先生风趣地形容自己的纯手工写作就是最原始的人工智能。“粗茶淡饭饱即休,补破遮寒暖即休,三平二满过即休,不贪不妒老即休。”黄庭坚的四休理念被当今文先生每日的粗茶淡饭、布衣蔬食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谈到日本作家群体的创作现象时,文先生显得格外的兴奋和善谈。她除了能准确地说出所谈日本作家的代表作品外,还会对作品及作家本人做出自己的评价。比如她认为太宰治的小说充满着堕落和消极,没有正面意义,并直言不喜欢他的作品。像松本清张、渡边淳一这样的作家,不但作品写得好,而且对日本当年的帝国主义行径勇于批判,这种精神也令她敬仰等等。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交流,使我更深刻地理解了文先生的治学理念及她宽博的胸怀,正如她所说,要做一个好翻译就必须坚持多读书,不断地阅读是做好翻译的基础。


  数十年来,经文先生翻译的文学作品惠及了很多读者,日本作家的很多作品都是经她之手介绍给中国读者,她把翻译作为自己终身追求的事业,虽已九十多岁的高龄仍不愿放下手中的笔,并立志要一直写下去,为读者多作贡献。


  采访人:吴江涛 单位: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  来源:《中国文艺评论》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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