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翻译家郑克鲁:钻研一生,他只给自己评“良”

来源:河北新闻网 作者: 时间:2020/10/12

 

9月20日,翻译家郑克鲁先生在医院去世,享年81岁。


  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总是那么温和宽厚。作为一名法国文学研究学者,他似乎太勤奋了, 笔耕不辍译著总数1700万字。他说:“翻译的过程是一种享受,译完一本书,感觉了却了自己的一份心愿,也完成了一项使命。”一盏青灯、一杯淡茶,陪伴郑老的是法国文学的丰饶世界,他也为此埋首钻研了近60年。


  01 中国翻译的黄金时代


  中国翻译史上,二十世纪初期和二十世纪末的翻译文学具有特殊意义,在这两个时期,译界经历了两次意义深远的翻译高潮。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文学翻译热潮席卷了中国广大地区,也初步奠定了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体系中的地位。


  可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翻译文学却进入低潮期,不再受人关注。郑克鲁先生正是1957年走入北京大学的校门,他的曾祖父郑观应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著有《盛世危言》等启迪后人的名作。或许是受了曾祖父的影响,郑克鲁先生选择了文科,并在法语系开始了与法国文学的“初相遇”。


  二十世纪末,中国掀起了第二次文化翻译高潮。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变革和历史转型,长期的文化封闭和文学禁锢解除之后,人们对外国文学的译介充满了渴望,促使翻译文学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


  大学毕业后的郑克鲁,恰好赶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第一次招收研究生,他便师从李健吾先生攻读法国文学,开始了学术研究之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郑克鲁先生与柳鸣九及张英伦一起撰写了《法国文学史》。在这七八年间,经过对法国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古典主义文学和19世纪文学的深入了解,他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


  02 边研究、边翻译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百花齐放,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各个国家的各个流派也纷纷陈列在国人眼前。但是对于翻译家来讲,面对外国作品中完全陌生的理论体系、创作背景、国情差异,边研究、边翻译成为常态。郑克鲁先生翻译波伏娃著作《第二性》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第二性》是波伏娃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女权思想的理论“圣经”。可是,这本蜚声国外的著作却迟迟未进入中国。原版发表17年后,中国台湾才出了《第二性》第二卷的译本,而大陆的节译本则出现在31年以后。然而长期以来,这本书犹如一个符号,虽在学术圈和文艺圈频频被提及,但很多人却反映“不好读”或者“翻译得很奇怪”。


  原来问题所在是译本的“先天不足”。原出版的几种译本,除了少数节译本是根据法文翻译之外,其它都根据英译本转译。相关专家期待一个新译本的出现。就在此时,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得到了“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授权,希望郑克鲁先生从法文原著重新翻译这部书。可是对于如此专业论著的翻译谈何容易。


  郑先生翻译时,“如履薄冰”,以准确理解原文为重要,不能意译,不时求证,法文原版长达1071页的专著,译成汉字约有70万字。整整用了两年时间才译完全书。凭借这本译著,郑克鲁先生在2012年获得了傅雷翻译出版奖。


  03 序言与注释——细节中见真知


  郑克鲁先生认为翻译与研究是相辅相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要对文本进行细读、收集资料,形成高质量的序言和注释。他认为序言应该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其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所以他每本译著的序跋都是学术价值极高的研究论文。


  但可贵的是他的“论文”并不晦涩难懂。如《基度山恩仇记》的序言,第一句话就抓人眼球、让人印象深刻——“古往今来,世界上的通俗小说多如恒河沙数,但优秀作品寥寥无几,其中大仲马的《基度山恩仇记》可说是数一数二的佳作”。


  郑克鲁先生认为,无论做翻译还是写文章,开头都非常重要。开头译得好,校对的人会觉得这个人的翻译还值得给他花点功夫。读者看了开头,觉得吸引人,也会继续读下去。所以他绝不会轻易把开头译得很随便。有时候,开头译得不满意,就反复地看,三遍五遍地反复,尽量做得更好。


  其次,译文中的注释也是郑克鲁先生极为看重的一点。郑先生在翻译时喜欢搜集法文资料,法国人如何评价作品,他们研究时发现了哪些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虽然不一定完全在文学层面,但也蛮有意思。比如伏尔泰曾谈及路易十四赠予拉斐尔很多贵重的礼物,就要在注释中指出伏尔泰的错误:拉斐尔没去过法国。这么做并非要出伏尔泰的洋相,而是还原真实。


  04 “我不愿花功夫在二流作品上”


  对于出版社重译文学作品的邀约,郑先生总是谨慎的。他会对原有译著的质量、作品的好坏进行考量。他曾拒绝了译文社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的邀请,因为他认为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它小说“就差了”,他不愿意工夫花在二流作品上。


  诗歌则不然。郑先生喜欢译诗,因为他觉得法国的诗歌是最优秀的。自从波德莱尔、兰波之后,法国诗歌长期执世界诗歌之牛耳。而且,法国诗歌对中国现代诗人的影响最大,比如阿波利奈尔、瓦雷里、魏尔伦的作品,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人特别喜欢。


  1987年他回到故土上海,进入上海师范大学任教,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法语诗歌翻译,后来结集为三卷本《法国诗选》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他在学校里讲授并发表了一批诗歌鉴赏文章和诗论,后申请了一个科研基金项目,开始撰写《法国诗歌史》。这本书出版后不仅受到同行的注意,也得到外国诗歌研究者的好评。


  05 翻译的要义


  然而,对于一代翻译大师,郑先生心中翻译的要义是什么呢?


  他认为“信达雅”还是最基本的。第一要忠实流畅,即“信”;第二要有文采,就是所谓的“达”;第三要精彩,要让人觉得“译得真好”,“雅”。“信”是基础,很“达”但不忠实,谈不上好的翻译。文本是研究的基础,不忠实的翻译即便文字优美也必须重新来过,翻译不同于文学创作,脱离原文绝对不行。


  郑先生的著作和译著涉及文学、理论及史学经典,更有诗歌翻译逾万行。其中专著主要有: 《法国文学论文集》《法国文学史》《雨果》等;翻译小说有《蒂博一家》《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翻译诗歌选集有《失恋者之歌——法国爱情诗选》和《法国抒情诗选》等。除此之外,他主编了《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译丛》等精品书籍。


  作为翻译家,郑老为我们留下了超过一千万字的译作,然而他却只给自己打了一个“良”级。他说,按照翻译作品的“信达雅”标准,信”与“达”,他是做到了,至于“雅不雅”,这得交由读者来评价。(凤凰文化)


  来源:河北新闻网—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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