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之路

　　2020年12月，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纳入国家荣誉框架下的出版界最高涉外奖项——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北京揭晓。来自15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获奖，其中包括英国著名翻译家韩斌。

　　从虹影的《K》开始，韩斌已躬身翻译中国文学约二十载。贾平凹、严歌苓、韩东等众多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经过她的翻译，进一步走向世界。韩斌的工作证明，即使存在语言和文化差异，但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类情感的普遍诉求，总是可以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

　　近日，本报记者对韩斌进行了专访，请她讲述翻译中国文学的经验和感悟。

　　与中文结缘：从零开始到全职翻译

　　《中国社会科学报》：据闻，您初次邂逅中国文学正值豆蔻年华，后来，在选择大学专业时，又在您一位叔叔的建议下选择学习中文。请具体讲讲您的这段经历。

　　韩斌：我在英格兰西南部的唐德赛村长大，我的父母在那里务农。12 岁时，我被送到威尔特郡（Wiltshire）南部的一所寄宿学校。我在那里挺孤独的，但是学校的一大亮点，就是提供了学习语言的绝佳机会。我的法语老师给了我很大启发，在那里我还学了意大利语和俄语。

　　我们学校没有中文课。事实上，当时全英国只有一所学校教中文。13岁时，我患上了风湿热，所以休学几个月。我父母请了一位退休教师来辅导我。那位老师带来了一些关于丝绸之路的书，书中所讲的中亚和东亚立刻吸引了我。

　　1968年，我本打算在大学学习法语和俄语，但是我的一位叔叔建议说，中文可谓后起之秀，有很好的前景。他的观点相当超前，尽管那时候我并没意识到这一点，但还是决定学中文。当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古汉语，而专注于现代汉语的学校，就只有利兹大学了。不过，从零开始攻读中文学位是很艰难的。我们每天都要学一些汉字，自然也学习了中国的历史、政治、地理和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利兹大学学习中文期间，哪些老师对您的影响最大？他们对您后来走上翻译之路有什么帮助？

　　韩斌：在利兹大学，有两位老师对我影响很大，一位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教授，一位是詹纳尔（WJF（Bill）Jenner）老师。

　　那时候正值拉铁摩尔担任利兹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最后几年。他虽已年近古稀，但却口若悬河、语惊四座。每当他在讲台上讲述鞑靼人、蒙古人和汉人的故事，所有学生总是为之着迷。我记得他告诉我们，他多次旅行至那个地区，还喝过马奶。他几乎不用什么讲稿提示或参考资料就侃侃而谈，妙语连珠、出口成章，从一个话题讲到另一个话题，我们甚至都觉得他有时候完全跑题了……然而，在下课铃响前两分钟，他总是可以清晰地总结一整堂课的内容，从不拖堂。

　　詹纳尔是我的导师。我们那时候没有做过什么翻译，他也从来没有讲过他的译作。当然，我后来发现他是一位敏锐而出色的翻译家，曾完整地翻译了《西游记》，共四卷，我家里也有收藏。

　　我还记得读过他写的一篇关于翻译人物对话的文章，从那以后我就常常引用他的话：“对话必须听起来是自然的。必须让人觉得这就是人们会说的话！” 其实，这一点对于任何翻译人员来说都是最大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如何开始翻译当代中国文学的？

　　韩斌：大学毕业后，我从事过很多不同的工作，但是都跟中文或者翻译无关。大约在1998年的时候，我遇到了当时就职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赵毅衡教授。赵毅衡请我翻译虹影当时新出的小说《K》。赵毅衡是很好的老师，他审阅了我翻译的每一章，但是又给了我自由发挥的空间，因此我学到了很多。2002年，马里昂·博亚尔斯出版社（Marion Boyars）出版了这本小说，英文名为K the Art of Love。我的翻译生涯由此开启。

　　仅靠文学翻译，尤其是中文文学翻译而能维持生计者非常罕见。所以，一直到2010年，我除了翻译中文作品还同时教授技术翻译。2000 年，我推动帝国理工学院开设了技术翻译硕士学位。那时翻译技术还处于起步阶段，大多数人都还在摸索，然后几乎立即投身于教授翻译记忆方面的软件，颇为有趣。那是一门多语言课程，给了学生很好的体验，使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用其他语言工作的学生。同学们发现，无论翻译的是何种语言，其实都面临同样的挑战。

　　不过，从2010年起，我决定专注于中国文学翻译，放弃技术翻译教学。

　　翻译工作有时候会让人觉得很孤独，但我很幸运，能与其他从事中英文翻译的译者取得联系，他们现在成了我的朋友和同事。这些主要是通过“纸托邦”（Paper Republic）实现的。“纸托邦”开张的时候仅仅是供英汉翻译人员使用的博客和数据库资源，而现在它已经是一个注册的非营利性组织，其使命是推广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并支持相关翻译人员。

　　今天的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志愿者团队，但有着远大的抱负。我们专注于当代中国作家的新作品。近年来，我们推出的一个重大项目是“阅读纸托邦”（https://paper-republic.org/pubs/read/），提供免费的在线中译英短篇小说和散文阅读，面向想要尝试了解中文小说最新英文译作的普通读者。

　　我们团队热衷于吸引读者阅读中国小说。就现实而言，我们无法在我们的网站上翻译并发布全篇的长篇小说，因此我们专注于短篇故事。

　　《中国社会科学报》：“纸托邦”主要从事的是不求回报的工作，那么如何在非营利性与收益之间进行平衡呢？

　　韩斌：这是个好问题。我们是一个志愿者团队，除了自身的有偿工作之外，我们都竭尽所能做好“纸托邦”的工作。除了“纸托邦”之外，我作为翻译人员也从事其他的无偿工作。与大多数其他文学翻译人员一样，我努力将作家介绍给出版商——尽管文学经纪人做得比我要好得多——还有在小说出版后尽我所能进行宣传。

　　如何克服语言文化之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是否打算翻译除了当代中国文学之外的中国文学？

　　韩斌：我也很希望能翻译一些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资质。我希望我能拥有这样的资质。即使是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国古典文学仍然可以深深地吸引西方读者。例如，朱莉娅·洛弗尔（Julia Lovell）最近就完成了《西游记》的精彩新译本（企鹅经典，2020年）。

　　洛弗尔的新译本篇幅大约是原著的1/4。“肢体和语言的幽默感是这部小说的闪光点。”洛弗尔写道。她的译本也做到了这一点。洛弗尔是这样描述其翻译过程的：“文学翻译者有双重责任：对原文要负责，对译文的读者也要负责。无论翻译何种语言，要同时满足两者都会有难度。而穿梭于16世纪的中国和21世纪的英语世界这两种时空相距遥远的文学、文化之间，挑战是艰巨的。有时，为了忠实于文本的整体基调，译者不得不牺牲技术和语言上的忠实度。”

　　她很谦虚，没有提及翻译这部作品的最大挑战之一：在英文译本中重现原文的幽默。而实际上她做得很成功。我坐在伦敦的公交车上阅读这个译本时，都会笑出声来。

　　古典题材，即使是当代作家所写，在翻译中也很有吸引力，比如说武侠类。最近，金庸的几部武侠小说的英文版问世，以安娜·霍姆伍德（Anna Holmwood，中文名郝玉青）翻译的《射雕英雄传》为开端。这部小说及其出色的翻译好评如潮。《纽约客》（The New Yorker）给了很多赞赏，其中包括作者的“叙事之神韵”和译者的“娴熟灵巧”。此外，《卫报》（The Guardian）等其他主流媒体评论版面都有所谈及。通常而言，小说译本是很难被他们选中的。

　　无论翻译与否，一部小说要成功通常需要巧妙的宣传，需要由有血有肉、善于交际的作者来提升它并推广给读者。事实上，在第一部译本问世之时，金庸年事已高，无法进行现场采访，所以大家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他、倾听他。但是译者仍然大有可为，可以让这本书更加人性化。例如，霍姆伍德以生动的笔触讲述了将武侠小说翻译为英文的难处。不过，有时候奇迹真的会发生，而译本的畅销可以鼓舞我们所有译者。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有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报》：有鉴于语言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和障碍，您在翻译中国文学的时候如何克服这些困难？请举出一些实例。

　　韩斌：这里涉及几个问题，可以总结为：第一，对阐述文化差异的文本进行翻译；第二，跨越文化鸿沟，在英文译本中为书中主角设定合适的口吻。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我坚信读者有能力了解新事物，而且他们确实做到了。许多文化和历史概念几乎无须赘述，因为读者都有大致的了解：比如独生子女政策、抗日战争，以及中国文化中颜色的意义——如红色代表婚礼，白色代表葬礼等。

　　当然，西方读者不太可能与中国读者“接收”到完全相同的形象，只会对某些事情有大致的了解，而在小说的语境中，这或许已经足够了。当然，有的地方确实有必要向西方读者详加介绍。对此我们有很多办法，例如，通过作者或译者的前言进行说明。

　　有时，一些词语在翻译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词，这也是个问题。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从当地乡土风情中汲取灵感的作家身上，例如贾平凹。地形特征的描述可能很难翻译，例如，有多个不同的词来描述黄土高原上的山川，而且它们可能跟我们所理解的山川有所不同。农具也是如此。在《秦腔》中，有四种不同的说法用来形容磨麦子或做豆浆的石磨或磨盘。当然，其中许多词对于中国其他地区的读者来说也不熟悉。

　　在英文翻译中为小说主人公找到合适的口吻，对译者而言可能更有难度，这就涉及更广泛的文化问题。在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主人公刘高兴是一位进城务工的农民，有点像查理·卓别林塑造的人物。他跟密友们从头到尾常说脏话。在翻译他们对话的时候，需要跟中文原文保持一致的粗俗。在中国的城市或农村，穷人的生活是质朴的，译者就不能翻译得过于文雅。

　　所以，我必须在英文中为刘高兴找到合适的口吻，这是所有的翻译过程都会遇到的问题。译者如何做到这一点，是一个较难讲清楚的问题，但是，既然这部小说是第一人称口述体，找到合适的口吻就尤其重要。刘高兴是第一人称叙述者，书中大部分内容要么是内心独白，要么是与其他进城的农民朋友间的对话。试想一下，将一个完全关于格拉斯哥（Glasgow）出租车司机的故事翻译成任何其他语言会是什么情景？为他找到自然的口吻是最有意思的挑战。

　　另一个困难是，我为刘高兴翻译的英国俚语，必须为适应美国出版商的要求而进行调整。有时我觉得有点力不从心——感觉我从中文翻译成英式英语，又从英式英语过渡到美式英语，我不希望本来的语气在编辑过程中被磨平。我努力想找到适合刘高兴这一人物的口吻，但是，由于我的一些英式表达显然无法为美国读者所接受，在编辑阶段我受到了一定的打击。

　　在《极花》中，贾平凹自己就谈到，为女主人公胡蝶找到合适的口吻是多么困难。胡蝶被拐卖到中国西北的一个偏远农村，被迫成为农民黑亮的媳妇。书中一开篇，胡蝶被关在窑洞里，而黑亮一家直到确定她不会逃跑，才把她放出来。

　　贾平凹这位中年男作家能够把胡蝶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且给了她非常自然的口吻，我对此极为钦佩。他在小说后记中写道：

　　我开始写了，其实不是我在写，是我让那个可怜的叫着胡蝶的被拐卖来的女子在唠叨。她是个中学毕业生，似乎有文化，还有点小资意味，爱用一些成语，好像什么都知道，又什么都不知道， 就那么在唠叨。

　　她是给谁唠叨？让我听着？让社会听着？这个小说，真是个小小的说话，不是我在小说，而是她在小说。……

　　《极花》对贾先生来说颇具挑战性。在他笔下，这个过程就像是腹语表演。我在翻译小说中的重要人物时，也喜欢以这样的方式思考人物的对话。

　　还有方言问题。贾平凹小说中方言的使用，即便是中国读者也觉得有难度。关于这点，跟我一起翻译《秦腔》的迪伦·列维·金（Dylan Levi King）写道：“我想，对于不太了解中文语境下的方言的人们来说，一想到用方言写的小说，他们会联想到埃文·威尔什（Irvine Welsh）用苏格兰方言写作，或罗迪·道伊尔（Roddy Doyle）、马克·吐温（Mark Twain）、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写的东西，又或者是类似于用粤语写的东西。他们会以为这样的文本与标准普通话相去甚远，不懂那种方言的人是读不懂的。然而，尽管陕西地区的口语与普通话可能无法互通，但落实到纸面上之后，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种语言。”

　　贾平凹本人也说过，我们写作即使是使用方言，前提一定是别的地方人能理解呀！他本人常在上下文解释方言的意思，还有一些词汇则很容易从字里行间猜出是什么意思。

　　难处不在于理解原文，而是在于如何将原文的特色在英文中也体现出来。迪伦引用了颇为赏识贾平凹的另一位译者尼克·斯坦伯（Nick Stember）的话：“我所担心的，不是我的中文不够好，而是我的英文不够好。”

　　《中国社会科学报》：即使有语言、文化差异，但是文学所探讨的往往是人类共同关注的话题，这些话题会超越时空、文化的界限，从而引起不同读者的共鸣。

　　韩斌：归根结底，我认为不应当夸大中国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差异。毕竟我们都是人，都身处社会中，都有自己的家人。

　　贾平凹《极花》的西班牙语译本问世后，有评论者很受触动，因为看到了中国和墨西哥都面临类似的古老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墨西哥《每日报》评论道：“这部小说很值得注意……（作者）以娴熟的技巧厘清导致古今冲突的一些习俗。……我们最好在阅读本书时记住，我们的生活与远东那个被关起来的年轻女孩有许多相似之处，并且不要忘记，在我们国家有很多被绑架或‘失踪’的女性。”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曾经提到，在您翻译的众多作品中，饶平如的《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这本书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它能得到人们的喜爱，是否因为它体现出对于人类情感和爱情的普遍诉求？

　　韩斌：我想，不只是因为这本书的主题所具有的普遍的吸引力，而且也是作者本人所展现出来的性格使然。

　　《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是一本优美的书，每一页都有作者饶平如手绘的漫画。数年前，该书中文版面世之后，饶平如以90多岁高龄成为电视上的明星。

　　事实上，电视演播室里，他在一群着迷的年轻人面前表现自如，对于人生与爱侃侃而谈，都不需要有什么纸条提示。有一段视频我尤其喜欢，他在里面表演了口琴，还演唱了当年为未婚妻唱的爱情歌曲。他还表示，在他们那个年代，直接说“我爱你”不太合适。

　　可惜的是，由于年事已高，饶平如未能推出自己的回忆录，如今他已离世。但是，出版商还会邀请我在播客和博客上讲述这位可爱的老先生的故事。

　　提升中国文学知名度双方需加深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在众多文学作品中选取要翻译的新书？

　　韩斌：主要有两种方式。要么是购买了版权的出版社委托我翻译，要么是我找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作者或小说，再找出版社进行合作。比如，2003年，我和丈夫去南京旅游，经朋友介绍认识了韩东。我读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扎根》，很是喜欢。最终我在美国找到了一家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以“Banished!”为名出版了小说的英文译本。

　　我会定期访问中国、拜访中国作家，不过现在往往是出版商与我签约进行翻译，有时候作者也会直接跟我联系。

　　互联网和线上文学杂志也是很好的途径，可以了解很多作家及其作品。例如，《天南》杂志的创立者欧宁将很多作家介绍给我认识，而且我也很荣幸地翻译了他们的短篇故事，包括颜歌、巫昂、孙一圣、徐小斌等。后来，我还翻译了颜歌和徐小斌的中长篇小说。

　　能够一窥中国当代文学，并且通过翻译为西方出版商和读者打开一扇窗，我深感幸运。

　　我还想要谈一下合译的问题。我最近和迪伦·列维·金一起翻译贾平凹的《秦腔》。之前，我完全不认识迪伦，只知道他很喜欢这部小说，还试译了几章。当出版商亚马逊文化出版事业部（Amazon Crossing）要与我签约翻译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和他提议由我们两人一起翻译这部作品，征得出版商方面的同意。迪伦和我生活在不同的大陆，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经历。然而，我们的合作进展顺利：我们翻译完一些章节后会彼此交换、互相审阅，而且就相关的术语研究进行沟通。我觉得这样一来大大提高了译作的品质。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一直在努力提高女性作家的知名度。请您详细谈谈这个问题。

　　韩斌：2020年底，我在“纸托邦”网站上写道，不知什么原因，中国女作家的作品得到翻译的机会要比中国男作家少得多：“与去年（2019）相比，女作家所写的小说得到翻译的比例未见提高。在17部由作家个人独立完成的普通小说中，只有6部是女性所写。其他类别的数据分别是：古典小说，没有任何女作家的作品得到翻译；科幻小说，两部中有一部的作者是女性；非小说类，6部中有3部作者为女性。最糟糕的是，尽管中国有很多优秀的女诗人，但是去年作品得到英译并出版的12位诗人中，只有1位是女性！”

　　不过，也有乐观的情况。入围2020年华威女性译著奖提名的5部翻译作品中，有两部中文作品的译作：娜塔莎·布鲁斯（Natascha Bruce，中文名陈思可）翻译的贺淑芳的《湖面如镜》（格兰塔出版社，2019年）以及我翻译的颜歌的《白马》（希望之路出版社，2019年），它们从132 部译作中脱颖而出。尽管最终获胜者是妮诺·哈拉季什维利（Nino Haratischvili）的 《第八个人生（为了布丽尔卡）》（The Eighth Life （for Brilka）），由夏洛特·柯林斯（Charlotte Collins）和露丝·马丁（Ruth Martin）翻译自德文，书吏出版社（Scribe Publications）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哪些作家、文学体裁或主题特别受到英语世界读者的喜爱？

　　韩斌：不论是儿童文学、青少年小说，还是古典题材的文学作品，涌现出的文坛新秀以及他们创作的新作似乎都很受欢迎，中国科幻小说也是如此。

　　我最近很愉快地翻译了黄蓓佳的两部小说：《我要做好孩子》和《野蜂飞舞》。在《我要做好孩子》中，11岁的主人公金铃正准备中考，故事讲述了她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不知西方的小读者们会如何看待金铃海量的作业。这本小说很出色，如同其他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一样，这本小说所描述的世界是大多数中国以外的人鲜有耳闻的。

　　《野蜂飞舞》是一部讲述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西南部生活的小说，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感人至深。我觉得它会吸引众多年轻的西方读者。尽管译作还没有出版，但我对它寄予厚望。

　　《中国社会科学报》：近些年来国际上对于中国文学的翻译增多了，您是否认为中国文学在翻译文学中的代表性仍然不足？

　　韩斌：确实是这样的，这种情况令人沮丧。2020年，除了我前面提到的华威女性译著奖之外，中国文学的译作在 2020年国际文学奖项中再次表现不佳，2020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和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均未入围。

　　所有的译者都希望自己的书有读者，都在努力推广我们的译作，有时完全是无偿的，我们还会继续这样做。我希望能够有所进展，哪怕进展是缓慢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于提升中国文学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您有什么建议？

　　韩斌：关于如何提高中国文学的知名度，我认为这需要双方更多地了解彼此的读者。英语出版商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出版界，反之亦然。

　　举个例子，有英国出版商会向我询问中国最新的犯罪推理作家。他们想找到中国的丹·布朗（Dan Brown）或斯蒂格·拉森（Stieg Larsson）。然而，犯罪推理方面的作品在中国的规模不大。换句话说，他们有时是抱着先入之见来寻找作品的。而在中国方面，作者和出版商经常会告诉我某部小说在中国的销量或获奖情况。但这些数字不一定能左右西方出版商购买版权的决定。

　　此外，中国提供的翻译资助系统需要进一步简化，以便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出版商进行申请。这个问题我以前也提到过。总的来说，双方需要进一步加深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