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代岳：有了之前的基础，我翻译《希腊史纲》得心应手

　　起因

　　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明的源头

　　凤凰网：您之前翻译了前面几部书，这为翻译《希腊史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部书的翻译上，您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席代岳：这套书的翻译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我认为，翻译不是说你学历史就可以做好翻译，历史只是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轮廓，最重要的是你的学识要很杂，你什么都要懂，你的知识范围很广泛，这样你才能翻译。你研究历史只能搞一部分，而翻译是很开阔的，包括宗教，政治，文化，社会……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里面，光诗就有2000多首，我不能吹牛，我敢说我现在翻译的诗独步中国，这2000多首诗，除我之外，全中国没有人能翻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文学的基础，我在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念了大量的唐诗宋词，我到现在宋词还可以背100多首，尤其像苏轼的词，很有名的我都能背。这就是文学的基础。翻译没有文学的基础，那你翻译的深度不够。

　　尤其我们知道，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18世纪出版的，那个书当时很轰动，但到现在来看就不一定了，因为他那个时代资料是有限的。19世纪、20世纪，经过考古发掘和不断地搜索，经过世界史观的看法，把很多过去湮没在历史中的东西都弄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吉本写的东西有很多问题，不够真实，重点也不见得抓得很准。用现在的眼光看，吉本的书在历史上可能有问题，但是文学的价值那是绝对没有人敢否认的，就是文中有史。

　　像丘吉尔对吉本的书就很熟悉，很多地方都能背。他在发表很多演说的时候，都要引用吉本的书。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略指导上，丘吉尔都遵循吉本的观念，认为欧洲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地中海，要打倒德国人，不论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要从腹部来进攻。所以一次大战土耳其经过巴尔干半岛来打奥匈帝国，德奥帝国，而且先把奥地利打掉，然后再打德国。二次大战，他的着眼点是打意大利，打法国的南部，他根本反对从诺曼地登陆，那是美国人要求的。所以，一个优良的作品，它影响世界不是一时一地，而是长远的。

　　我为什么愿意翻译这些著作？就是觉得这不完全是历史的问题，而且包含文学，包含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我讲个例子，比如我们讲吉本的书，他后面几章跟回教有很大的关系，最有名的都是讲回教的，从回教默罕默德建教开始，一直到回教把整个地中海吃掉三分之二，连西班牙都在手里。这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你对回教不了解，你就很难办。我虽然不是回教徒，但是我对回教很了解，因为我把回教的《古兰经》读了很多次，。所以，做翻译需要综合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

　　凤凰网：应该说，您之前长时间积累了，再来翻译《希腊史纲》，所以得心应手。

　　席代岳：其实，翻译最难的地方是人名、地名。人名、地名你搞不清楚，你永远翻不清楚。为什么呢？希腊也好，罗马也好，尤其罗马，同名同姓太多。希腊也是一样，亚历山大不知道多少个，你有时候分不清楚。我们中国人父亲的名字是不能提的，皇帝名字更不能写，要写也要缺一个字。西方人不一样，统统用父亲的名字。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绝对没有说取名叫李世民，也没有人取名叫刘邦。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对古人，有名望的人，对帝王的名字是很尊敬的，西方人的尊敬是我用你的名字。所以，翻译古典最难就是人名地名，人名搞通了，地名搞通了就OK了。

　　凤凰网：您刚才说到翻译中最难是历史地理和典藏文物，那《希腊史纲》的翻译中遇到过这些问题吗？

　　席代岳：历史和地理分不开的。这个书第一个部分开宗明义，是埃及，亚洲，北非，神话，最后是西方，西方就是指现在的高卢，什么西班牙，还有小亚细亚。这也是按次序来的，最重要是埃及，亚洲就是指现在的波斯，北非就是指另外一边，埃及那边的利比亚，然后才是古老的神话，完了才是西方。这就是它的整个地理观。

　　有了地理观才有历史观，埃及这一部分就很难办，这个过程中讲到埃及神庙的建立，讲到埃及人对于动物的崇拜。讲到埃及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把他的尸首变成木乃伊，讲了埃及人怎么样盖金字塔，还讲到祭祀、食物等等问题。埃及的祭祀不能吃鱼，不能吃盐。埃及是前后累积的时间很长，这里也搞不清楚，搞得清楚的是以后英国人把埃及占领了，来做考古发掘才搞清楚，那个时代搞不清楚。所以这一段就很难翻了。至于后面它跟波斯之间这个战争就好搞了，大家都知道。还有一部分难翻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前前后后称王的有十几个部下，那就乱成一片了，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那个时候的样子，大概中间有累计的有五十年时间，他的部下斗来斗去，这很难搞清楚。

　　而且它虽然是一个断代史，一年一年来写，但是这个断代史中间，因为今天叙述这一段，这个人的问题。下面叙述另外一个，跟他没有关系了，这一段等于又停了。到明年又开始了，很复杂，很啰嗦。

　　技术

　　我在翻译中尽量迎合现代人读书的方式

　　凤凰网：说到翻译，人们总是强调信达雅，但我感觉，有时候这三者很难达成统一，有时候为了追求信，就顾不上雅和达，我就不知道您怎么处理？

　　席代岳：做翻译第一是要信，绝对要忠于原著，你不能自己来篡改作者的意思，或者否决、扭曲作者的意思。现在有很多译著没法忠于原著，就因为译者认为很多很难翻译的东西，就干脆省略掉了。翻译是个很苦的活儿，要找资料。但是我敢讲，我所有的翻译，没有漏掉一句——这个信，我是守得住的。雅，那就是看你文学的基础了。

　　达，那是编辑的过程。比如我们翻译古代史，跟现代历史有最大不同。像希腊时代那些著作，它是写在卷上面，一编一编的编起来，这个编辑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地方有问题。所以我们翻译好了以后，一定要重新分段，原作每一章都很长，句子也很长，那不适合现代人的读法，所以，你要把语言重新整理，但还是有部分失真，你还要求雅，这就是达。

　　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洋的文学，犯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呢？西化文字太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以前翻译的《资本论》你能读吗？你读不下去，不是《资本论》不好，不是马克思写得不好，不是恩格斯文笔不好，而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受到框框架架的限制，他是被动语气，你就是被动语气，他有第三者代名词，你就是第三者代名词，你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思想就不纯正。所以20世纪，中国大陆有很多翻译很呆板、很僵硬、很枯燥，就是因为西化的文字太多。比如很简单一个字，but，但是，在英文里面，但是是最重要的一个词，你看每一章里面，每一节里面，少则一个但是，多则五个八个。but什么意思呢？你吃饭，如果我不吃饭，but，我吃面。你吃饭，但是我吃面；出去，但是我不出去。这个但是就是说，它区分两个不同的作用，英文经常用到。我的书里面一个都不用，你吃饭，我吃面，很正常，你为什么要用but呢？你出去，我不出去也很正常。除非说很特殊的状况可以用but，比如绝对不同了用but，一般情况中国不用。但是、或许、虽然，尤其是当什么什么的，有时候在前，有时候在后，这些对英文来说，它是文字结构里面必须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中文时态里面根本不要这些东西，要这些东西就变得很啰嗦、很琐碎，而且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时态，从讲话就知道这个时间的先后，不需要加个之前之后。所以这些东西，我统统把它删掉。还

　　另外有代名词，我的朋友跟他的太太一起到我的房子来看我的家具，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除非这不是我的，除非是我的，就不必要讲，my，在中文没有的，只有我，没有我的，中国人不讲究这个东西。我拿起杯子喝茶，至于这个杯子是我的，不是我的，根本不重要。我穿衣服上街去了，我不用说穿我的衣服，我穿这个衣服一定是我的，我不会穿你的。所以这些有关时态上的问题，还有主动被动的问题，这些在中文文字都是琐碎的，都是不需要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妨碍到我整个文字阅读的程序。所以这些东西在我的译文里面统统没有。

　　凤凰网：很多翻译家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翻译风格，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等等。应该说，他们翻译的风格得到了大家公认。那么，您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

　　席代岳：很难说我自己有什么风格，大师有风格，我不算。但是文字的运用有它的时代性，比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跟梁实秋的就不一样，梁实秋的就很啰嗦，读起来字也不顺，念也念不通。朱生豪翻译的就比较容易看懂。但是从原文来看，朱生豪有的地方是意译，梁实秋就是很吻合，达的工夫是到了，雅就差一点，信是绝对到了。朱生豪的翻译比较雅，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读，但是信稍微差一点。不管他们两个人翻译莎士比亚有多好，我们都不能拿它来演，否则就不伦不类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演的戏剧，跟中国文字有关，我们出来唱定场诗，跟他的诗不一样。所以，你要把这些戏剧著作用我们中文来演出，那他们就听不懂，也看不懂。所以戏剧只是视觉的戏剧，看的戏剧，读的戏剧，而不是听的戏剧。比如莎士比亚的意念，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但是英国人很奇怪，莎士比亚文字的很多诗，他们也听得懂，当然这跟从小的训练有关系。戏剧有它的风格，所有文学都有它的风格，但是风格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也是随着时代来变的，比如年轻时候的风格可以开放一点，受的约束小一点，等到慢慢年纪大了，约束就越来越多了。自我的认知够了以后，有很多地方他就不会那么开放了，当然也会做修正。我觉得，风格主要还是用字谴词上。我们尽量把这个词句不要搞那么琐碎，不要搞那么啰嗦，而且人家看了以后，还得有余味，不是说你把什么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翻译时间也不是很长，到现在十几年，没有什么风格，只是尽量迎合现代人读书的方式而已。现在中国大陆跟台湾最大的不同，就是简体字、繁体字的关系，我不是反对简体字，，但是简体字的问题很多，你不信你拿一个日文书，拿一个简体的书，拿一个繁体字的书，摆在这看，你就会看出来日文的书印得不好看，因为平假名，没有美感了。简体字美感又差一点，繁体字的美感最好，这是从美感来说。还有，使用简体字以后，很多过去繁体字用的词句，据我了解有三分之一取消，因为要化繁为简。还有成语也取消了很多。这些都影响对文字的美感。所以我现在大陆跟大家聊，现在怎样才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繁体字，因为现在用电脑，你再繁又能怎么样，没有什么影响，还能减少很多错误，因为言字旁，水字旁，有时候很不容易分清楚。

　　答疑

　　别人翻译得好的句子，我引用有什么不对？

　　凤凰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版是2004年出版，后来2014年您修订了一次。您后来说，修订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重新翻译了，您花了很大的工夫。从初译本到修订本，您在翻译上有哪些心得？

　　席代岳：知识是累积的。上世纪80年代，我帮助内人翻译了很多法律方面的资料，她那时候在台湾的经建会城市规划处，台湾要借助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那时候搞了很多国民住宅，几年时间我翻译了20几种法，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在美国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美国有一个好处，资料好找。

　　但归根结底，我认为任何一个翻译，你的常识太重要了。就是说，你一定要读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才能做翻译。比如说，我翻译《普鲁塔克札记》，它里面有一章讲“灵魂的出生”，这一章是引用柏拉图著作的一部分，它说，灵魂是不灭的，肉体是可以消灭的，灵魂因肉体的消灭而转移。这就牵涉到数学的问题。他讲等比级数，等差级数，讲调和级数，里面讲到很多问题跟数学有关。如果你对数学不了解，你根本没法翻译。举个例子来说，希腊一个圣地，有一个神桌，神下谕旨说，你要把这个神桌体积加一倍，它是个正方形的神桌，请问你你怎么做？原来这个体积是这样的，你现在做一个神桌，体积是原体积的两倍，请问你怎么做？原来如果体积是1，现在2倍体积，那每边长多少？那你不懂数学就不行。一开三次方还是1，或者根号二开三次方，那每边的长度是1.28，每边长度1.28，体积是原来每边长1的体积的两倍，原作里没有，你要解释；你不能解释，那你就搞不清楚了，那我就可以解释。

　　因为我考取公费，到美国读过应用数学研究所。所以我现在的数学很好。最后一章讲音乐，里面就讲到音乐调性的问题，讲到音乐旋律的问题，还有音乐和声的问题。和声里面有4倍和声，5倍和声，它都有数理的基础，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音，那个时候希腊人搞音乐，就跟数搞在一起了，《原子论》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数学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地球的半径了，两个不同点，在中午设根杆子，然后这个投影多长，那个投影多长，两个差多少，一算就出来了。

　　我想，做翻译的工作，最重要就是涉猎的范围要广，不是专靠一部分，吉本不是历史学家，很多搞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真正学了历史的博士，如果博士论文是唐朝的经济发展史，他研究的那部分很熟，其他的不一定熟。我们翻译一定要很开阔，要大量读书，读不同的书，这样的翻译才不会出问题。

　　凤凰网：您刚才说到成语，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您在翻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成语，这里面好像也有一些争议，有一些认为用的很好，有的人认为不好，我想听一下您的想法。

　　席代岳：评论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为什么呢？看到好自己也不会高兴，看得不好，心里就很不爽。作品就像自己儿女一样，明明知道自己儿女是个笨蛋，你要说不聪明，我就不高兴。但是有很多东西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我在翻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时，里面说是那两个人很好，我译成“他们犹如管鲍”。人家讲你用管鲍干什么，西洋有什么管鲍。我这么说不是给美国人看，是给中国人看，用了管鲍，说这两个人义结金兰，很好的朋友，这就见仁见智。有的成语是看状况，凡是牵涉到人的成语就有争论，牵涉到物，心理状态或者怎么样，杯弓蛇影，这个不会有问题，西洋也有杯弓蛇影，刮骨疗伤。中西方有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不是说他的例子我们不能用，或者我的例子他不能用，只是说你不习惯而已。

　　凤凰网：我也看到有一些读者对您的翻译有些批评，比如，张治批评您《希腊罗马英豪列传》，2012年的修订本译文是“豪杰译”，所谓的豪杰译，就是“不拘小节，喧宾夺主”，但是您刚才说到，您首先求的是信，那这个信……

　　席代岳：做翻译，自己说好没有用，尤其是原著，你没有把它一个一个字对，你译不出来。他这么批评我，我也没办法驳他，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文字上面东西很难说的。

　　凤凰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到，有一个《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是抄您的翻译。

　　席代岳：那我怎么知道，这无所谓啊，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我倒是可以说明一下，我倒是记得以前好像是台湾联经的朋友跟我讲，过去商务印书馆出了两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个我看过，我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译本都找到，收集了几十种，这些译本我也看过。有人说，你在第十五章是抄那个教授的。抄不抄我不知道，也许引用了他的译文，这个很难说，你译得好好句子我引用你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我只要不大段大段抄就可以了。有一种叫大抄是统统抄，你好的地方我引用，这就不叫抄了。他举例说，他有一个地方翻译错了，你也跟着错，那你不是抄他抄谁的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查这个地方，耶稣死后一百年，图拉真跟他下一个接位的人当皇帝，他们当了40年，是从公元98年，当到公元138年。耶稣死后一百年，应该是在公元98年以后，那就应该在公元98年跟138年之间，而不是在公元98年之前，所以原文就错了，我没有错。

　　心得

　　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最好从60岁以后开始

　　凤凰网：回顾您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历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完成之后，您又花了七年时间译成《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和《普鲁塔克札记》（即《道德论丛》，然后又出版了《希腊史纲》，您对西方古典学的兴趣来自哪里？                        

　　席代岳：我对战史特别感兴趣，之前读过几百本这方面的书，可以说，我对战史的了解是非常深入。这里面最深入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二次大战史，欧战史。第二部分就是希腊罗马有关的战史，恺撒的，亚历山大的，汉尼拔的。                                                                                 

　　我退休以后，我小孩去美国读大学，我在美国没有事干，就开始做翻译。这时我就打定主意，第一，我一定要翻译过去没有人翻译过的东西；第二，我希望翻译流传时间比较久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来翻译，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是要打发时间，我是纯粹出于爱好才翻译的。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翻译了18年，我算了一下，我现在出版的书是22本，总字数大概一千万字。你喜欢做这些事情，你愿意一天花十几个钟头来做，日积月累当然就有成就了。              

　　第二，这些出版界的人很支持我，比如吉林出版集团愿意支持。当然我帮他出书，他付我稿费。过去，吉林出版集团出版我翻译的书，我没拿到一毛钱，因为我的书都是给联经翻译的，联经把版权卖给他了，我拿不到钱。但是他们出版的时候要我来帮他们促销，开发表会，让我签名，我都愿意，我自己买机票来，我也愿意干，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是翻译给台湾人看的，我翻译的东西是要给全部的中国人来看的，让我们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了解西方历史的根源，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源，西方文化的根源就是希腊罗马。我们现在讲希腊罗马文化有好的文化，当然有，比如说雅典的民主，罗马的法治，一直到现在还奉为圭臬，但是这个民主是不是很好的民主呢？不见得。这个法治是不是合理的法治？也不见得。而且不管希腊还是罗马，他们始终有优越的民族性，白人现在还在坚持。所以我想通过翻译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让我们中国人了解它的根源何在，然后我们好好面对他们跟我们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白人的西方世界，抱着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是现在你看看他们是什么嘴脸，那你就要从这方面去了解文化的根源。

　　希腊、罗马，虽然历史悠久，但波斯的历史更久，文化更优越，但是它们认为波斯人还是化外之民，还是用蛮族来称呼。就像古代中国，我们才是正宗，其他的都是化外之民，两者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民族的优越性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性，根源就是希腊罗马。我想只要中国人多读西方的书就会了解。

　　凤凰网：一般而言，大部头的著作，经常是你翻一本，我翻一本。但是，这样的译本出来之后，文字风格不统一，读起来会比较怪。您一个人翻译，就避免了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对译者来说可能是很大的挑战，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心得。

　　席代岳：过去用手写做翻译很麻烦，现在用电脑改很容易改，也很容易写。翻译的工作，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中间一定会有瓶颈，这一段实在不知道原文讲什么，你不管它，空起来。后来慢慢又有问题了，再空起来，翻到最后，再倒回头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只能用电脑来解决，你用手来写，停了就倒不回去了。所以，在电脑普及以后，很多翻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名词，用电脑可以找得到了。但是人名地名，你一定要自己掌握，如果这个方面不掌握好，那你就没办法。好在我对地理非常了解，比如，湖南四周的几个省包括广西、广东、贵州、四川、重庆、湖北，几乎每个省市我都知道，我对中国地理很熟，对世界地理也很熟。我以前画了很多幅地图。所以我现在对于高铁很有兴趣，为什么？国父的“实业计划”里面讲建九个铁路系统，那个时候建铁路系统，他是顺着河走的。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有本分省地图集，我把每条线都画出来了。现在的图跟现在大的环境是吻合的，有一部分不吻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工程技术，秦岭过不去，现在打个洞，或者在峡谷上面架桥就过来了。100多年前，只能顺着河走，所以那时的铁路系统顺着河的，没有办法纵贯相连。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科技发达了以后迎刃而解，翻译也是一样，现在翻译比过去容易，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在翻译的过程中间，文字的编排你可以掌握，甚至于很多节你不翻，完了回头再去翻，都OK，找得到。要是手写就没办法了。所以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锲而不舍，同时也不要说我这段翻不下去就停在那里猛想，那你永远翻不好。

　　比如说，我原来翻译普鲁塔克的两部书，大概有350万字，翻译的时间四年，一年翻100万字，一天有三四千字。如果遇到问题你就考虑半天，那永远翻不出来。所以，最难的句子要跳过去再回头。还有，你要多找几个版本，找书是很麻烦的，愿意去找才找得到。我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找了两个本子，一个本子很好找，另外一个16世纪、17世纪的本子就费了很大的劲。但是，很多问题看了这一本就解决了，我认为，这是16世纪英国人弄出来的，他的文字就比美国人的英文要好，而且你一参照就知道意思了。尤其《普鲁塔克札记》关于哲学一部分，学术味道很浓，注解很多。你要是对哲学不了解，你也没办法翻译。这些东西都牵涉到基本学识，你一定要搏。《柏拉图全集》我看过两个版本的译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翻译有很深厚的关系。以我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个人经验来说，没有到一定的年龄最好不要去翻译这类著作，因为你读的书不够多，阅历也不够，到60岁以后就可以翻了。

　　凤凰网：那您刚才说用电脑做翻译，我知道有一个译者，他一年翻译好几本书，速度特别快，后来我听到消息说，他是用一种很好的翻译软件先翻译一遍，然后自己再对着原文修改。您觉得，这种办法是否可取？

　　席代岳：现代的东西可以，古老的东西就很难了，因为古老的东西没有很现成的文句可以用。现代的部分，讲到经济，讲到政治，有现成的文句，历史上的东西，很多文句没有。如果这个文字弄不出来，它就不通了。

　　我去年看过一本《大到不能倒》，就是讲十年以前美国经济还贷风波造成的经济衰退，很厚的一本书，译者说花了三个月翻译出来，我看着很怀疑。如果用翻译软件，那就可能了，因为那里面都是现代的东西。

　　凤凰网：看到之前您说过，《希腊史纲》译完之后，您还打算翻一本跟宗教有关的书。

　　席代岳：那是犹太古代史，我翻译了一半。犹太古代史很难翻，我都不想翻了。为什么呢？宗教的书，搞不好就会挨骂，这是第一。第二，犹太古代史还是《圣经·旧约》的东西，但是这个作者向罗马人投降，是一个叛徒，所以犹太人对他的印象不好。最难的部分就是译名没办法统一，书中的译名跟《旧约》不一样。所以，你要把他的译名写出来，还要注《旧约》的译名。基督教跟天主教，对《旧约》这一部分的译名也是不统一的。比如我们都知道摩西，天主教叫梅瑟，梅瑟当然比摩西名字要雅很多了。基督教叫大卫谁都知道，大卫王把他的部下弄死，然后把部下老婆据为己有。天主教叫达味，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两个大人物，基督教中文的译名跟天主教译名就是天差地别，那小人物更不要提了。

　　另外，地名也不一样。希腊地名变成拉丁文的译名中间有变化，到后来拉丁文变成死文字，后来新的译名又不一样了。基督教用的译名，七个教会所在，跟现在历史上用的名字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很麻烦，要有很多很多注释。人名地名弄不对，就没办法深入，如果深入的话，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地方，因为人名地名很难统一。过去不管希腊也好，拉丁文也好，主宰西方世界一千多年，到17世纪，民族国家出来了，都用自己的文字，都用自己语言，当然就变了。原来的拉丁名字不用了，日尔曼用日尔曼的名字，有的用过去的名字，译者要查证，这个地方希腊时代，罗马时代用这个，现在是德国的克伦斯，过去不叫克伦斯，你要用这个名字别人就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翻译古代历史，最难的就是历史地名，还有就是典藏文物、宗教，宗教译名很难。同样一个神，希腊名字跟罗马不一样，罗马是爱神维纳斯，那希腊不是这样，希腊的名字长得很，对不对？那主神也不一样，一个是朱庇特，一个是宙斯，你翻译不对你就会出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猪八戒，猪八戒谁都知道，你要翻译给美国人看那就不好翻了，什么叫猪八戒，什么叫八戒？佛家有十戒，猪八戒犯了两戒，第一个贪吃，第二个娶妻，十戒只能做到八戒，所以叫猪八戒。但美国人都不一定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