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代岳:有了之前的基础,我翻译《希腊史纲》得心应手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 时间:2019/06/27


1998年,年近六旬的席代岳退休,之后他开始从事翻译工作,并且以西方古典学著作为主。迄今为止,他已经翻译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普鲁塔克札记》等译作,最新翻译完成的译作是文化发展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的《希腊史纲》。席代岳选书翻译的原则有三条:一是国内没有译本,二是西洋的经典,三是字数要在150万以上,最少要能编成三大册。迄今为止,席代岳在20年时间里翻译了接近1000万字的著作,尽管国内学界和读者对他的译文质量存在一些争论,但毋庸讳言,这些译作仍然大大方便了中国学者的研究和一般读者的阅读,其开创之功更不可埋没。趁着席先生莅临北京的机会,凤凰网独家专访了他。


  起因

  让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明的源头

  凤凰网:您之前翻译了前面几部书,这为翻译《希腊史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这部书的翻译上,您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

  席代岳:这套书的翻译没有遇到什么难题。我认为,翻译不是说你学历史就可以做好翻译,历史只是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轮廓,最重要的是你的学识要很杂,你什么都要懂,你的知识范围很广泛,这样你才能翻译。你研究历史只能搞一部分,而翻译是很开阔的,包括宗教,政治,文化,社会……普鲁塔克的《道德论丛里面,光诗就有2000多首,我不能吹牛,我敢说我现在翻译的诗独步中国,这2000多首诗,除我之外,全中国没有人能翻译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有文学的基础,我在读初中,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念了大量的唐诗宋词,我到现在宋词还可以背100多首,尤其像苏轼的词,很有名的我都能背。这就是文学的基础。翻译没有文学的基础,那你翻译的深度不够。

  尤其我们知道,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18世纪出版的,那个书当时很轰动,但到现在来看就不一定了,因为他那个时代资料是有限的。19世纪、20世纪,经过考古发掘和不断地搜索,经过世界史观的看法,把很多过去湮没在历史中的东西都弄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吉本写的东西有很多问题,不够真实,重点也不见得抓得很准。用现在的眼光看,吉本的书在历史上可能有问题,但是文学的价值那是绝对没有人敢否认的,就是文中有史。

  像丘吉尔对吉本的书就很熟悉,很多地方都能背。他在发表很多演说的时候,都要引用吉本的书。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战略指导上,丘吉尔都遵循吉本的观念,认为欧洲最重要的地方就是地中海,要打倒德国人,不论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要从腹部来进攻。所以一次大战土耳其经过巴尔干半岛来打奥匈帝国,德奥帝国,而且先把奥地利打掉,然后再打德国。二次大战,他的着眼点是打意大利,打法国的南部,他根本反对从诺曼地登陆,那是美国人要求的。所以,一个优良的作品,它影响世界不是一时一地,而是长远的。

  我为什么愿意翻译这些著作?就是觉得这不完全是历史的问题,而且包含文学,包含很多很多方面的问题。我讲个例子,比如我们讲吉本的书,他后面几章跟回教有很大的关系,最有名的都是讲回教的,从回教默罕默德建教开始,一直到回教把整个地中海吃掉三分之二,连西班牙都在手里。这是怎样形成的呢?如果你对回教不了解,你就很难办。我虽然不是回教徒,但是我对回教很了解,因为我把回教的《古兰经》读了很多次,。所以,做翻译需要综合的知识,这是最重要的。

  凤凰网:应该说,您之前长时间积累了,再来翻译《希腊史纲》,所以得心应手。

  席代岳:其实,翻译最难的地方是人名、地名。人名、地名你搞不清楚,你永远翻不清楚。为什么呢?希腊也好,罗马也好,尤其罗马,同名同姓太多。希腊也是一样,亚历山大不知道多少个,你有时候分不清楚。我们中国人父亲的名字是不能提的,皇帝名字更不能写,要写也要缺一个字。西方人不一样,统统用父亲的名字。20世纪以前,我们中国人绝对没有说取名叫李世民,也没有人取名叫刘邦。那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对古人,有名望的人,对帝王的名字是很尊敬的,西方人的尊敬是我用你的名字。所以,翻译古典最难就是人名地名,人名搞通了,地名搞通了就OK了。

  凤凰网:您刚才说到翻译中最难是历史地理和典藏文物,那《希腊史纲》的翻译中遇到过这些问题吗?

  席代岳:历史和地理分不开的。这个书第一个部分开宗明义,是埃及,亚洲,北非,神话,最后是西方,西方就是指现在的高卢,什么西班牙,还有小亚细亚。这也是按次序来的,最重要是埃及,亚洲就是指现在的波斯,北非就是指另外一边,埃及那边的利比亚,然后才是古老的神话,完了才是西方。这就是它的整个地理观。

  有了地理观才有历史观,埃及这一部分就很难办,这个过程中讲到埃及神庙的建立,讲到埃及人对于动物的崇拜。讲到埃及人死了以后怎么样把他的尸首变成木乃伊,讲了埃及人怎么样盖金字塔,还讲到祭祀、食物等等问题。埃及的祭祀不能吃鱼,不能吃盐。埃及是前后累积的时间很长,这里也搞不清楚,搞得清楚的是以后英国人把埃及占领了,来做考古发掘才搞清楚,那个时代搞不清楚。所以这一段就很难翻了。至于后面它跟波斯之间这个战争就好搞了,大家都知道。还有一部分难翻就是亚历山大死了以后,前前后后称王的有十几个部下,那就乱成一片了,有点像我们春秋战国那个时候的样子,大概中间有累计的有五十年时间,他的部下斗来斗去,这很难搞清楚。

  而且它虽然是一个断代史,一年一年来写,但是这个断代史中间,因为今天叙述这一段,这个人的问题。下面叙述另外一个,跟他没有关系了,这一段等于又停了。到明年又开始了,很复杂,很啰嗦。

  技术

  我在翻译中尽量迎合现代人读书的方式

  凤凰网:说到翻译,人们总是强调信达雅,但我感觉,有时候这三者很难达成统一,有时候为了追求信,就顾不上雅和达,我就不知道您怎么处理?

  席代岳:做翻译第一是要信,绝对要忠于原著,你不能自己来篡改作者的意思,或者否决、扭曲作者的意思。现在有很多译著没法忠于原著,就因为译者认为很多很难翻译的东西,就干脆省略掉了。翻译是个很苦的活儿,要找资料。但是我敢讲,我所有的翻译,没有漏掉一句——这个信,我是守得住的。雅,那就是看你文学的基础了。

  达,那是编辑的过程。比如我们翻译古代史,跟现代历史有最大不同。像希腊时代那些著作,它是写在卷上面,一编一编的编起来,这个编辑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地方有问题。所以我们翻译好了以后,一定要重新分段,原作每一章都很长,句子也很长,那不适合现代人的读法,所以,你要把语言重新整理,但还是有部分失真,你还要求雅,这就是达。

  我们中国人翻译西洋的文学,犯的最大毛病是什么呢?西化文字太多。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以前翻译的《资本论》你能读吗?你读不下去,不是《资本论》不好,不是马克思写得不好,不是恩格斯文笔不好,而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受到框框架架的限制,他是被动语气,你就是被动语气,他有第三者代名词,你就是第三者代名词,你不能出问题,出了问题思想就不纯正。所以20世纪,中国大陆有很多翻译很呆板、很僵硬、很枯燥,就是因为西化的文字太多。比如很简单一个字,but,但是,在英文里面,但是是最重要的一个词,你看每一章里面,每一节里面,少则一个但是,多则五个八个。but什么意思呢?你吃饭,如果我不吃饭,but,我吃面。你吃饭,但是我吃面;出去,但是我不出去。这个但是就是说,它区分两个不同的作用,英文经常用到。我的书里面一个都不用,你吃饭,我吃面,很正常,你为什么要用but呢?你出去,我不出去也很正常。除非说很特殊的状况可以用but,比如绝对不同了用but,一般情况中国不用。但是、或许、虽然,尤其是当什么什么的,有时候在前,有时候在后,这些对英文来说,它是文字结构里面必须要的东西,但是我们中文时态里面根本不要这些东西,要这些东西就变得很啰嗦、很琐碎,而且我们中国人不讲究时态,从讲话就知道这个时间的先后,不需要加个之前之后。所以这些东西,我统统把它删掉。还

  另外有代名词,我的朋友跟他的太太一起到我的房子来看我的家具,有意义没有?没有意义。除非这不是我的,除非是我的,就不必要讲,my,在中文没有的,只有我,没有我的,中国人不讲究这个东西。我拿起杯子喝茶,至于这个杯子是我的,不是我的,根本不重要。我穿衣服上街去了,我不用说穿我的衣服,我穿这个衣服一定是我的,我不会穿你的。所以这些有关时态上的问题,还有主动被动的问题,这些在中文文字都是琐碎的,都是不需要的,有了这些东西就妨碍到我整个文字阅读的程序。所以这些东西在我的译文里面统统没有。

  凤凰网:很多翻译家都有自己非常鲜明的翻译风格,比如傅雷翻译的巴尔扎克,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李文俊翻译的福克纳等等。应该说,他们翻译的风格得到了大家公认。那么,您怎么样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

  席代岳:很难说我自己有什么风格,大师有风格,我不算。但是文字的运用有它的时代性,比如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跟梁实秋的就不一样,梁实秋的就很啰嗦,读起来字也不顺,念也念不通。朱生豪翻译的就比较容易看懂。但是从原文来看,朱生豪有的地方是意译,梁实秋就是很吻合,达的工夫是到了,雅就差一点,信是绝对到了。朱生豪的翻译比较雅,比较适合我们中国人读,但是信稍微差一点。不管他们两个人翻译莎士比亚有多好,我们都不能拿它来演,否则就不伦不类了。因为我们中国人演的戏剧,跟中国文字有关,我们出来唱定场诗,跟他的诗不一样。所以,你要把这些戏剧著作用我们中文来演出,那他们就听不懂,也看不懂。所以戏剧只是视觉的戏剧,看的戏剧,读的戏剧,而不是听的戏剧。比如莎士比亚的意念,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但是英国人很奇怪,莎士比亚文字的很多诗,他们也听得懂,当然这跟从小的训练有关系。戏剧有它的风格,所有文学都有它的风格,但是风格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它也是随着时代来变的,比如年轻时候的风格可以开放一点,受的约束小一点,等到慢慢年纪大了,约束就越来越多了。自我的认知够了以后,有很多地方他就不会那么开放了,当然也会做修正。我觉得,风格主要还是用字谴词上。我们尽量把这个词句不要搞那么琐碎,不要搞那么啰嗦,而且人家看了以后,还得有余味,不是说你把什么都交代的清清楚楚,我想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翻译时间也不是很长,到现在十几年,没有什么风格,只是尽量迎合现代人读书的方式而已。现在中国大陆跟台湾最大的不同,就是简体字、繁体字的关系,我不是反对简体字,,但是简体字的问题很多,你不信你拿一个日文书,拿一个简体的书,拿一个繁体字的书,摆在这看,你就会看出来日文的书印得不好看,因为平假名,没有美感了。简体字美感又差一点,繁体字的美感最好,这是从美感来说。还有,使用简体字以后,很多过去繁体字用的词句,据我了解有三分之一取消,因为要化繁为简。还有成语也取消了很多。这些都影响对文字的美感。所以我现在大陆跟大家聊,现在怎样才能够恢复到过去的繁体字,因为现在用电脑,你再繁又能怎么样,没有什么影响,还能减少很多错误,因为言字旁,水字旁,有时候很不容易分清楚。

  答疑

  别人翻译得好的句子,我引用有什么不对?

  凤凰网:《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版是2004年出版,后来2014年您修订了一次。您后来说,修订过程中有很多地方都重新翻译了,您花了很大的工夫。从初译本到修订本,您在翻译上有哪些心得?

  席代岳:知识是累积的。上世纪80年代,我帮助内人翻译了很多法律方面的资料,她那时候在台湾的经建会城市规划处,台湾要借助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那时候搞了很多国民住宅,几年时间我翻译了20几种法,这对我影响很大。后来,我在美国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美国有一个好处,资料好找。

  但归根结底,我认为任何一个翻译,你的常识太重要了。就是说,你一定要读很多不相干的东西才能做翻译。比如说,我翻译《普鲁塔克札记》,它里面有一章讲“灵魂的出生”,这一章是引用柏拉图著作的一部分,它说,灵魂是不灭的,肉体是可以消灭的,灵魂因肉体的消灭而转移。这就牵涉到数学的问题。他讲等比级数,等差级数,讲调和级数,里面讲到很多问题跟数学有关。如果你对数学不了解,你根本没法翻译。举个例子来说,希腊一个圣地,有一个神桌,神下谕旨说,你要把这个神桌体积加一倍,它是个正方形的神桌,请问你你怎么做?原来这个体积是这样的,你现在做一个神桌,体积是原体积的两倍,请问你怎么做?原来如果体积是1,现在2倍体积,那每边长多少?那你不懂数学就不行。一开三次方还是1,或者根号二开三次方,那每边的长度是1.28,每边长度1.28,体积是原来每边长1的体积的两倍,原作里没有,你要解释;你不能解释,那你就搞不清楚了,那我就可以解释。

  因为我考取公费,到美国读过应用数学研究所。所以我现在的数学很好。最后一章讲音乐,里面就讲到音乐调性的问题,讲到音乐旋律的问题,还有音乐和声的问题。和声里面有4倍和声,5倍和声,它都有数理的基础,不是我们中国人讲的五音,那个时候希腊人搞音乐,就跟数搞在一起了,《原子论》就是那时候出现的,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科学家、数学家。他们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地球的半径了,两个不同点,在中午设根杆子,然后这个投影多长,那个投影多长,两个差多少,一算就出来了。

  我想,做翻译的工作,最重要就是涉猎的范围要广,不是专靠一部分,吉本不是历史学家,很多搞历史不是历史学家。真正学了历史的博士,如果博士论文是唐朝的经济发展史,他研究的那部分很熟,其他的不一定熟。我们翻译一定要很开阔,要大量读书,读不同的书,这样的翻译才不会出问题。

  凤凰网:您刚才说到成语,我之前在网上看到,您在翻译中使用了大量的成语,这里面好像也有一些争议,有一些认为用的很好,有的人认为不好,我想听一下您的想法。

  席代岳:评论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为什么呢?看到好自己也不会高兴,看得不好,心里就很不爽。作品就像自己儿女一样,明明知道自己儿女是个笨蛋,你要说不聪明,我就不高兴。但是有很多东西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我在翻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时,里面说是那两个人很好,我译成“他们犹如管鲍”。人家讲你用管鲍干什么,西洋有什么管鲍。我这么说不是给美国人看,是给中国人看,用了管鲍,说这两个人义结金兰,很好的朋友,这就见仁见智。有的成语是看状况,凡是牵涉到人的成语就有争论,牵涉到物,心理状态或者怎么样,杯弓蛇影,这个不会有问题,西洋也有杯弓蛇影,刮骨疗伤。中西方有很多东西都是很相似的,不是说他的例子我们不能用,或者我的例子他不能用,只是说你不习惯而已。

  凤凰网:我也看到有一些读者对您的翻译有些批评,比如,张治批评您《希腊罗马英豪列传》,2012年的修订本译文是“豪杰译”,所谓的豪杰译,就是“不拘小节,喧宾夺主”,但是您刚才说到,您首先求的是信,那这个信……

  席代岳:做翻译,自己说好没有用,尤其是原著,你没有把它一个一个字对,你译不出来。他这么批评我,我也没办法驳他,他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文字上面东西很难说的。

  凤凰网: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到,有一个《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是抄您的翻译。

  席代岳:那我怎么知道,这无所谓啊,没有关系。这个问题我倒是可以说明一下,我倒是记得以前好像是台湾联经的朋友跟我讲,过去商务印书馆出了两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这个我看过,我翻译《罗马帝国衰亡史》的时候,我把所有的译本都找到,收集了几十种,这些译本我也看过。有人说,你在第十五章是抄那个教授的。抄不抄我不知道,也许引用了他的译文,这个很难说,你译得好好句子我引用你有什么不对呢,对不对?我只要不大段大段抄就可以了。有一种叫大抄是统统抄,你好的地方我引用,这就不叫抄了。他举例说,他有一个地方翻译错了,你也跟着错,那你不是抄他抄谁的呢?这个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就查这个地方,耶稣死后一百年,图拉真跟他下一个接位的人当皇帝,他们当了40年,是从公元98年,当到公元138年。耶稣死后一百年,应该是在公元98年以后,那就应该在公元98年跟138年之间,而不是在公元98年之前,所以原文就错了,我没有错。

  心得

  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最好从60岁以后开始

  凤凰网:回顾您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历程,《罗马帝国衰亡史》的翻译完成之后,您又花了七年时间译成《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和《普鲁塔克札记》(即《道德论丛》,然后又出版了《希腊史纲》,您对西方古典学的兴趣来自哪里?                        

  席代岳:我对战史特别感兴趣,之前读过几百本这方面的书,可以说,我对战史的了解是非常深入。这里面最深入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二次大战史,欧战史。第二部分就是希腊罗马有关的战史,恺撒的,亚历山大的,汉尼拔的。                                                                                 

  我退休以后,我小孩去美国读大学,我在美国没有事干,就开始做翻译。这时我就打定主意,第一,我一定要翻译过去没有人翻译过的东西;第二,我希望翻译流传时间比较久的东西——因为我不是为了钱来翻译,我没有受到任何压力,我是要打发时间,我是纯粹出于爱好才翻译的。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翻译了18年,我算了一下,我现在出版的书是22本,总字数大概一千万字。你喜欢做这些事情,你愿意一天花十几个钟头来做,日积月累当然就有成就了。              

  第二,这些出版界的人很支持我,比如吉林出版集团愿意支持。当然我帮他出书,他付我稿费。过去,吉林出版集团出版我翻译的书,我没拿到一毛钱,因为我的书都是给联经翻译的,联经把版权卖给他了,我拿不到钱。但是他们出版的时候要我来帮他们促销,开发表会,让我签名,我都愿意,我自己买机票来,我也愿意干,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不是翻译给台湾人看的,我翻译的东西是要给全部的中国人来看的,让我们中国人了解西方历史,了解西方历史的根源,了解西方文化的根源,西方文化的根源就是希腊罗马。我们现在讲希腊罗马文化有好的文化,当然有,比如说雅典的民主,罗马的法治,一直到现在还奉为圭臬,但是这个民主是不是很好的民主呢?不见得。这个法治是不是合理的法治?也不见得。而且不管希腊还是罗马,他们始终有优越的民族性,白人现在还在坚持。所以我想通过翻译希腊罗马的经典著作,让我们中国人了解它的根源何在,然后我们好好面对他们跟我们之间发生的矛盾与冲突,这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因为我们过去对西方世界,尤其是白人的西方世界,抱着一种非常天真的想法,但是现在你看看他们是什么嘴脸,那你就要从这方面去了解文化的根源。

  希腊、罗马,虽然历史悠久,但波斯的历史更久,文化更优越,但是它们认为波斯人还是化外之民,还是用蛮族来称呼。就像古代中国,我们才是正宗,其他的都是化外之民,两者是一样的道理。对于民族的优越性是没有办法的。但是西方人的民族优越性,根源就是希腊罗马。我想只要中国人多读西方的书就会了解。

  凤凰网:一般而言,大部头的著作,经常是你翻一本,我翻一本。但是,这样的译本出来之后,文字风格不统一,读起来会比较怪。您一个人翻译,就避免了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对译者来说可能是很大的挑战,这方面您有没有什么心得。

  席代岳:过去用手写做翻译很麻烦,现在用电脑改很容易改,也很容易写。翻译的工作,有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你在中间一定会有瓶颈,这一段实在不知道原文讲什么,你不管它,空起来。后来慢慢又有问题了,再空起来,翻到最后,再倒回头去,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些问题只能用电脑来解决,你用手来写,停了就倒不回去了。所以,在电脑普及以后,很多翻译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有很多名词,用电脑可以找得到了。但是人名地名,你一定要自己掌握,如果这个方面不掌握好,那你就没办法。好在我对地理非常了解,比如,湖南四周的几个省包括广西、广东、贵州、四川、重庆、湖北,几乎每个省市我都知道,我对中国地理很熟,对世界地理也很熟。我以前画了很多幅地图。所以我现在对于高铁很有兴趣,为什么?国父的“实业计划”里面讲建九个铁路系统,那个时候建铁路系统,他是顺着河走的。我在读初中的时候,有本分省地图集,我把每条线都画出来了。现在的图跟现在大的环境是吻合的,有一部分不吻合,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工程技术,秦岭过不去,现在打个洞,或者在峡谷上面架桥就过来了。100多年前,只能顺着河走,所以那时的铁路系统顺着河的,没有办法纵贯相连。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因为科技发达了以后迎刃而解,翻译也是一样,现在翻译比过去容易,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在翻译的过程中间,文字的编排你可以掌握,甚至于很多节你不翻,完了回头再去翻,都OK,找得到。要是手写就没办法了。所以我认为,翻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锲而不舍,同时也不要说我这段翻不下去就停在那里猛想,那你永远翻不好。

  比如说,我原来翻译普鲁塔克的两部书,大概有350万字,翻译的时间四年,一年翻100万字,一天有三四千字。如果遇到问题你就考虑半天,那永远翻不出来。所以,最难的句子要跳过去再回头。还有,你要多找几个版本,找书是很麻烦的,愿意去找才找得到。我翻译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英豪列传》,找了两个本子,一个本子很好找,另外一个16世纪、17世纪的本子就费了很大的劲。但是,很多问题看了这一本就解决了,我认为,这是16世纪英国人弄出来的,他的文字就比美国人的英文要好,而且你一参照就知道意思了。尤其《普鲁塔克札记》关于哲学一部分,学术味道很浓,注解很多。你要是对哲学不了解,你也没办法翻译。这些东西都牵涉到基本学识,你一定要搏。《柏拉图全集》我看过两个版本的译文,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跟你的翻译有很深厚的关系。以我翻译西方古典学著作的个人经验来说,没有到一定的年龄最好不要去翻译这类著作,因为你读的书不够多,阅历也不够,到60岁以后就可以翻了。

  凤凰网:那您刚才说用电脑做翻译,我知道有一个译者,他一年翻译好几本书,速度特别快,后来我听到消息说,他是用一种很好的翻译软件先翻译一遍,然后自己再对着原文修改。您觉得,这种办法是否可取?

  席代岳:现代的东西可以,古老的东西就很难了,因为古老的东西没有很现成的文句可以用。现代的部分,讲到经济,讲到政治,有现成的文句,历史上的东西,很多文句没有。如果这个文字弄不出来,它就不通了。

  我去年看过一本《大到不能倒》,就是讲十年以前美国经济还贷风波造成的经济衰退,很厚的一本书,译者说花了三个月翻译出来,我看着很怀疑。如果用翻译软件,那就可能了,因为那里面都是现代的东西。

  凤凰网:看到之前您说过,《希腊史纲》译完之后,您还打算翻一本跟宗教有关的书。

  席代岳:那是犹太古代史,我翻译了一半。犹太古代史很难翻,我都不想翻了。为什么呢?宗教的书,搞不好就会挨骂,这是第一。第二,犹太古代史还是《圣经·旧约》的东西,但是这个作者向罗马人投降,是一个叛徒,所以犹太人对他的印象不好。最难的部分就是译名没办法统一,书中的译名跟《旧约》不一样。所以,你要把他的译名写出来,还要注《旧约》的译名。基督教跟天主教,对《旧约》这一部分的译名也是不统一的。比如我们都知道摩西,天主教叫梅瑟,梅瑟当然比摩西名字要雅很多了。基督教叫大卫谁都知道,大卫王把他的部下弄死,然后把部下老婆据为己有。天主教叫达味,这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两个大人物,基督教中文的译名跟天主教译名就是天差地别,那小人物更不要提了。

  另外,地名也不一样。希腊地名变成拉丁文的译名中间有变化,到后来拉丁文变成死文字,后来新的译名又不一样了。基督教用的译名,七个教会所在,跟现在历史上用的名字完全不一样,所以就很麻烦,要有很多很多注释。人名地名弄不对,就没办法深入,如果深入的话,可以找到更多不同的地方,因为人名地名很难统一。过去不管希腊也好,拉丁文也好,主宰西方世界一千多年,到17世纪,民族国家出来了,都用自己的文字,都用自己语言,当然就变了。原来的拉丁名字不用了,日尔曼用日尔曼的名字,有的用过去的名字,译者要查证,这个地方希腊时代,罗马时代用这个,现在是德国的克伦斯,过去不叫克伦斯,你要用这个名字别人就不知道。

  所以我认为,翻译古代历史,最难的就是历史地名,还有就是典藏文物、宗教,宗教译名很难。同样一个神,希腊名字跟罗马不一样,罗马是爱神维纳斯,那希腊不是这样,希腊的名字长得很,对不对?那主神也不一样,一个是朱庇特,一个是宙斯,你翻译不对你就会出问题、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猪八戒,猪八戒谁都知道,你要翻译给美国人看那就不好翻了,什么叫猪八戒,什么叫八戒?佛家有十戒,猪八戒犯了两戒,第一个贪吃,第二个娶妻,十戒只能做到八戒,所以叫猪八戒。但美国人都不一定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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